破戒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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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版本信息及译者的话
　　[日]高木彬光著

　　祖秉和译

　　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北京

　　译者的话

　　高木彬光，一九二〇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市，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推理小说作家之一，在日本推理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处女作《刺青杀人事件》于一九四八年发表，颇得好评，作者从此就开始走上了职业作家的生活道路。

　　《破戒裁判》可以说是高木彬光的代表作，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它的问世，为推理小说开辟了法庭题材这一新的领域，而且它是法庭小说中的拔群作品。它借用日本著名作家岛崎藤村的名著《破戒》，冠在作品名称的前面，既与作品内容紧密相关，而且也有其深刻的含义。通过“破戒”的提名，使作者反对对部落的差别待遇，同情部落民的悲惨境遇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加鲜明，更加突出。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辩护律师的形象，有力地说明了律师在诉讼案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对法庭的情景，描写得细致、生动，使读者颇有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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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时间：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

　　地点：东京地方法院第三十号刑事法庭

　　案由：杀人、尸体遗弃

　　被告人：村田和彦

　　法官：吉冈锐辅、中川秀雄、小清水俊一

　　检察官：天野秀行

　　辩护人：百谷泉一郎

　　证人：小岛重三、今野荒树、奥野德藏、伊藤吉郎、井沼镜子、星晓子、内藤顺子、津川广基、伊藤京二

　　其他鉴定人：船桥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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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作为东洋报社的法庭记者出入东京地方法院，已有十多年了。

　　时间过的真快，我的名字米田友一，在这里的记者俱乐部的花名册上，已经成为资格最老的一员。

　　这里，没有事件记者那种丰富多彩的热烈气氛和那种争分夺秒的忙碌景象。这里的采访工作，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三点结束。偶尔延长到五点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的，但那是例外中的例外。

　　对新闻记者来说，堪称例外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些。

　　第一，我们写作的稿件，几乎都不能上报纸。因为这里审理的案件，百分之九十九都已经丧失了新闻价值。

　　即使登出“某某案件的主犯某某人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在现今这样繁忙的社会中，还记得这个案件的人已经很少了。从事件发生到审判开始，需要相当的时日。从开庭审判到结审，又需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拖上一年多的时间，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想一想法官手里积压案件数量之多，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所以对法官涌起如此同情之心，也许是由于我经常出入法院，因而对可以说完全没有表情的法官产生了感情的缘故。也许是甚至连我自己的神经也已象陈旧的审判记录一样，积满了灰尘，发了霉。

　　像被判了几年徒刑的人那样，我的青春都消磨在这所法院里了……

　　第二个例外，是这个记者俱乐部的风平浪静的状况。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各报社间激烈的采访竞争，在这里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资料，可以说都是同时发给各个报社。你想搞点特快消息，是根本不可能的。私人关系、友情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性格的棱角都被磨平，不必要的竞争意识也已消失，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好几次我曾经抓住我们报社的编辑局长或社会部长，恳求他们另行分配给我别的任务，但这种愿望每次都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总是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等来等去，现在连我自己都失去了胜任其他工作的信心。

　　到第七个年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提出过这种愿望。

　　至于其他的例外，再写也没有意思了。

　　所谓裁判，就是庄严的法律的贯彻执行。但是，受法律制约的裁判这个东西，也时常出现奇妙的现象。

　　裁判，常常可以比作演剧。

　　一多半，不，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悲剧，但也有时成为喜剧，而且成为猥亵剧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

　　例如，遇到审理强奸案的时候，连我这样对这类案件已经很习惯了的人，都时常感到茫然。在这里不便引用那些问答，使用那种生硬的、死板的法律用语的表达方式，比最露骨的淫书都更加露骨。不仅我一个人，记者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都有这种切身的感受。

　　这里不妨举出一个喜剧的例子。

　　最近有一件引起人们广泛议论的案件，叫做“随地小便案件”。

　　当然，仅仅是随地小便，是不会闹到地方法院来的。而是以随地小便为起因，最后终于酿成了一起人命案。

　　在这里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是不合适的，权且用罗马字母来代替吧。

　　事件的起因是，在某公司任职的a、b两青年，一天深夜在回自己宿舍的途中，走到别的公司的宿舍前边，随地小便起来。

　　“混蛋！”这时有人从二楼的窗口伸出头来骂了一声。

　　a和b马上回到自己的宿舍，对朋友c和d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说算了倒也罢了，可是c却大夸海口地说了声“好，我找他们去算帐！”就约d陪着他一起到对方的宿舍去了。

　　对方宿舍出来对阵的是e、f、g三个人，e拿着棍子，f手上缠着一条皮带。这就是悲剧的起因。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据e本人事后的供词和辩护人的辩护词说，e拿棍子只是为了吓唬对方，事实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却像职业棒球选手那样大打出手，以至铸成悲剧。

　　c的头部被打成骨折、内出血，立即死亡。这就是悲剧的结局。

　　一人随地小便，引起他人有的杀人，有的被杀，这种事情已经使人觉得好笑。可是眼前的情景竟是：证人台上放着物证——棍子和现场照片，对过失杀人案件的审理在严肃进行。

　　法官的态度越是严肃，我越觉得好笑。“人家人都死了，你还要笑！”我这样自己警告着自己。但还是忍耐不住，终于走了出来，在走廊里笑了起来。

　　幸而这一案件的被告e、f、g都得到了缓期执行。c被打死，算他倒霉——这样说虽然不太好听。

　　像这样加上一个别名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吧。

　　比较引人注意的案件差不多都是以被告人的姓名或事件的名称命名的，如“平泽裁判”、“山本裁判”、“松川裁判”等。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破戒裁判”，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当然，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了它这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在裁判进行过程中不知何时在记者俱乐部中自然形成的。

　　起诉的原因很单纯，就是：“杀人、尸体遗弃”。

　　对法庭情况还不习惯的人，看见门口挂着这样的布告牌，都会感到相当震惊的。可是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却无动于衷，我们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

　　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件。感觉已经变得迟钝的我，随着审判的深入，竟然也被带入十年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兴奋状态中。

　　若把审判比作演剧的话，那么，法庭有关人员，都可以说是演员。

　　一个或三个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和人数不等的证人，所有允许在这里发言的人，都是这里的演员，而主角几乎是在所有场合都是被告人。

　　但是，唯独这个“破戒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辩护律师是主角。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律师在一次裁判中成功了，就把他吹捧为英雄。但是，至少在这次裁判中，百谷泉一郎律师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了不起的。尽管如此，在这次裁判开始以前，这个人物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他只有三十岁，即使有正式的律师资格，在这个尊重资历和经验的社会里，还只能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但是，他的父亲百谷义郎，我曾经见过几次面。

　　百谷义郎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硬汉子，但他在进行辩论时的那种派头，总叫人感到有点矫揉造作，看着不大舒服。当但著名大律师花井卓藏曾经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人物。每个人甚至在语言和态度上都自然会和他所尊敬的人物相像的。

　　我曾经借用一位老前辈的话，这样直接批评过他。我本来多少带点嘲讽的味道，可是他却挺起胸脯说：“我真感到光荣！当我听到有人说我和花井先生哪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时，我都非常高兴，这种心情恐怕你是不会理解的。”

　　百谷义郎律师最近患脑溢血逝世。他虽然没有能够见到孙子出世，但有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当刑事律师的独生子，在九泉之下也会非常高兴的。

　　但是，百谷泉一郎能够显露头角，背后自有他独自的原因。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最近司法界的班底，匮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每个法官受理的案件，比昭和初期增多了七倍，使得他们无不叫苦连天。因此，案件的审理进行缓慢，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增加法官的编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年都提出增加预算的要求，但每次都被大藏省【注①：即财政部】给砍掉了，愿望总是不能实现。最高法院院长虽然官衔和总理大臣、议会议长并列，理应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物，但在争取财政预算方面的力量，和中央各省大臣相比却大相径庭。

　　和法官相比，检察官的不满好像比较小些。检察官的收入，和民间公司相比，的确不算多，但有一种权利感加以补偿。使人感到，现在的检察官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差劲了。

　　也不知是因为检察官的质量下降了；还是因为案件多人员少，使得他们象事务官那样，工作只讲效率不讲质量的缘故。

　　律师也决不例外。当然，要是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越大，报酬也相应增加；若能担任大公司的顾问律师，就是没有事做，每月也可以领到不少的津贴。若能同时担任几个公司的律师，生活就相当富裕了。

　　刑事律师，在经济上是非常糟糕的职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可说十有九个是穷人，有十分之六拿不起律师费，只好依靠政府指定的律师做辩护人。

　　但是，国家给制定的律师的报酬是微薄的。例如，审判进行三天的案件，报酬三千元【注②：本书中出现的货币单位元，都是指当时的日元】挂零，一天大约只有一千元。另外虽然有一点津贴，但是他们叫苦说单靠这点钱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不是没有道理的。连我的当事件记者的朋友，听说都有时往里赔钱；至于一天只有一千元挂零收入的律师，要是自己想去调查点什么事情，当然就得自己掏腰包了！

　　我不是想说司法界人士的坏话，他们百分十九十九都是有良心的正义感很强的可以信赖的人。当然，在司法界，铸成明显错案成为新闻报道话题的愚钝无能的人，也是有的。

　　但是，不是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这样的人吗？以部分推断全体，经常有流于偏激的可能。

　　我在这里，经济问题也许谈得过多了。但是，法律家也是人，也有抚养亲属的义务，他们的物质欲望也不能说就比别人笑。我只想指出，上述现象已经影响到刑事律师的质量下降和人材减少。

　　在这一点上，百谷泉一郎的确是得天独厚的。

　　裁判开始以来我对它的情况进行种种调查后，才了解到它能专心致志的将物质报酬很低的刑事律师这一工作坚持下来的原因所在。

　　他的事务所和家，在九段一口坂，是他父亲的遗产。因为地皮涨价，现在这份家产，价值上亿元。

　　不动产并不能每天生产钞票。我就认识一个人，住着价值一亿元的房子，因为没有现金收入，连坐出租汽车的钱都没有。还听说有个农民，因为土地涨价，卖了两亿元，倒是挺好，可是他什么工作也不能做，只好在机关里当一名工友。这真使人不禁发出人生幸福究竟何在的感慨。就百谷泉一郎的情况来说，假如他只是继承了这所房子和律师事务所，或者说同时还继承了一种无形的“地盘”的话，那么，他维持住这份遗产，已经很不容易，也许根本不能这样积极开展他现在的工作。

　　他能够像现在这样工作，一大半要归功于他的夫人明子。明子的年龄和泉一郎同岁，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她初次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女人。当然，单从美丽这一点来说，胜过她的人多得很。但是，从理财的能力来说，能胜过她的人，恐怕是不多的。

　　她是东京证券交易所有名的足智多谋的投资指导价大平信吾的女儿。因为证券公司的人经常出入她家，她也自然的产生了这方面的兴趣，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从她父亲那里借了十万元资金开始买卖股票，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三千万元了。

　　当然，单是这点，也许可以说是她的运气好。但是，从她主动插手一九五八年成为经济界话题的独占八光制糖公司股票的事件，并且搞起外行从来不会染指的小豆和橡胶的投机买卖，而且节节胜利的情况来看，她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女人。

　　“这恐怕与我的血液有关。我父亲从熊本坐着两个人抬的肩舆来到京都，就一心投身于生丝的投机买卖。人家叫我女中豪杰或者女将军，也许与我的血液有关。”我登门拜访百谷律师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明子笑着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她那一双眼睛，完全是男人的眼睛。

　　血液——支配人类行动的祖先的遗传。

　　我在这次裁判中痛切感到，在某种场合它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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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一看好像不相调和的这一对夫妻，却好得有点叫人难为情。他们的表情充分说明，他们好像从内心深处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男人和女人能够比得上他们的了。她说：“据算命先生说，我们两口子的八字都主大凶，这种双重大凶的结合，女方即便是偏房，也绝对不会再分开的。”

　　算命的事我不大懂，但眼前这两个人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幸福感，是否定不了的。真可说是天作之合，我心里暗暗为这一对夫妻祝福。

　　百谷泉一郎当刑事律师获得成功，若没有明子多方面的帮助，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法赚钱，是为了叫我丈夫能够专心致志的去工作。‘歪道得来的钱，要用到正道上去’——这是大阪商人的天性，我的信念也是这样。”

　　这位夫人的确和其他的女人不同。她的每一句话，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这个自己感兴趣的“破戒裁判”的辩护律师，他到底掏了多少腰包，我虽无法估计，但一定用了一笔巨款，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被告也一定付出了请律师的费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辩护之所以获得成功，恐怕还是明子给与经济支援的功绩。

　　当然，黄金不是万能的东西。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物质的数量，已被这次世界大战所证明。但在法律严格支配下的裁判——人生的这一局部战争上，不管倾注多少金钱，你若是没有善于活用它的能力，也完全等于死物。

　　我完全没有责备其他没有这种能力的律师的意思，但百谷律师在这一点上确实与众不同。他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娴熟的活用这一优越条件，这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由于别人的劝告，我整理了这一裁判的纪录。

　　当然，作为一个法庭记者，我的见闻范围，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

　　东京地方法院第三十号刑事法庭。

　　这就是审判这个案件的法庭。我要讲的故事，几乎全部都是在这里展开的。

　　我想，引起读者兴趣的因素，恐怕不仅仅在于场面的变化。把时间很长、空间很广的人和人的关系，集中在一小段时间、一局部空间的时候，会连续不断的放射出平凡生活的长河中看不到的耀眼的火花。这个“破戒裁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假如我不能生动的写出此时此地的兴奋情景，那是因为我虽然有当新闻记者的本领，但没有专业小说作家那样的手笔。

　　好吧，我只靠事实本身来说话。

　　像我这样的人都感到那样兴奋的案件，只要把事实本身如实的写出来，就会引起读者共鸣的。

　　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叫村田和彦，原来是新剧演员。

　　当然，在舞台上他一定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在今天，他是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杀人案件的被告人被迫登上法庭这个现实舞台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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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杀人案件的第一审，当然是以三个法官组成合议庭的方式进行的。

　　由一个资历长、老练、优秀的法官当审判长，另外配上一个得力的中间法官和一个年轻的实习法官，为将来积累经验，这是目前法院的一大原则。

　　据说审理这一案件的刑事第四部，是这个法院中特别优秀的一个部。

　　审判长吉冈锐辅在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上学的时候，一直是考第一名的高才生。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成绩，也是出类拔萃的。当法官以来的业绩，在法院内部也得到很高的评价。

　　我们记者俱乐部的人私底下里议论说，他不久就会升到高等法院当法官或者荣任其他地方法院的院长；将来即使不能当最高法院的院长，也能在最高法院当一名法官。

　　他的确是一个精明的具有魅力的人物，但是那种才子常有的傲气，在他身上就是有点也是微不足道的。

　　每当听说什么案件是由这位审判长负责审理时，我就感到放心。

　　对于初犯，他总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做最宽大的判决。但是对于累犯，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常常做出严厉的判决。

　　“人，不论是谁，一生当中总难免有时由于某种原因做错了事而犯罪。在他决心悔改的时候，去毁灭他的希望和意志，不是裁判的宗旨。但是，连续两次犯罪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这样的人，只有神明能够挽救他。这就是我的信念。”有一次吉冈审判长痛切的对我这样说。行和言，间不容发的互为里表，就是这位法官的工作作风。

　　中川秀雄法官是一个不大显眼的人。法官这种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只要自己无色透明，正确的起到折光作用，就算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和戴着成问题的人生观的有色眼镜，从莫名其妙的成见出发审理案件的人相比，那种淡似白水的平凡法官，反而要好些。

　　“平安是福”，我的一位同事从记者俱乐部调往别处工作的的时候，中川法官给他写了这样一个纪念条幅。我完全相信，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

　　第三位法官小清水俊一是刚到第四部来的年轻的见习法官。虽说是见习法官，在合议庭上进行评议的时候，却具有和审判长同等效力的一票。

　　当然，作为一名见习法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尊重前辈们的意见，很少提出异议的；但自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时，也不是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时候，一个青年人使两位前辈改变原来看法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至少在地方法院的合议庭上，三个法官在事实认定上，必须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各个人互不相同的法律观，有时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但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分歧时，则需反复进行合议，必要时可用法院的权限再度召唤证人，最后必须达到一致的结论。

　　我和小清水见习法官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我已经看到，在他的血液中有一种坚强的信念。

　　战争结束以后，连一粒黑市大米都不吃，一直坚持守法精神，最后因营养失调而丧失了生命的山口法官，就是他的叔父。

　　我坚信不疑，这件事就是他的信念和正义感最雄辩地证明。

　　这三位法官配备的如此得当，不论是对裁判的权威本身，还是对被告人个人，都是无上的幸运。

　　假如这个案件是由连地球引力法则都不相信的经常惹出乱子的无能法官来审理的话，恐怕连百谷泉一郎的努力也无济于事，裁判也不会得到现在这样的结果。

　　被告人虽然有选择律师的自由，但没选择法官的权利。人们常常使用“命运的裁决”这个词，但在这里我想用“裁判的命运”。假定命运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在这里也闪烁着它的火花。

　　现在被告人只承认诉因中的很小一部分。这样的案件，检察厅一定也感到非常棘手。

　　东京地方检察厅公审部任命最优秀的人材天野秀行作为出庭检察官，恐怕可以说明是下了最大的决心。

　　天野检察官在一年以前，一直在横滨地方检察厅搜查部主要负责有关麻醉药品的案件，犯人像怕魔鬼一样地怕他。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传闻：这位检察官若是到一个地方去出差，那里的麻醉药品零售价格就要下降三成；他若是白天到黄金街附近转一转，那里的黄金就要匿迹三天，使得价格上涨三成。当然，这种传闻未免有些夸张。

　　他那副一点多余的肉也没有的紧绷绷的面孔，像是钢打铁铸的一样。视力2。0，却故意戴上一幅零富的宽腿化学框眼镜。

　　这种眼镜，不过是想在无言中给被告人或嫌疑犯一种精神压力的小道具。即使不带这东西，他那稍带红色的黑眼睛，高高的鹰钩鼻子，紧闭的嘴唇等等，在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带有一点温文尔雅的特征。

　　当然，关于眼睛的事，是不能付之一笑的。自由受到限制的犯人，都被一种异常的心理支配着。他们常常具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怯懦心理。

　　这副眼镜若是能给犯人以决定性打击的小小的武器，而这位检察官又通过长期经验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的话，那么，就不要把它这种做法看作儿戏或虚饰而加以轻视。

　　这次公审开始的时间，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一位知名的戏剧演员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先是把情妇的丈夫杀了，后来又把情妇杀了，这样的案件是会引起普遍关心的。若不是在早晨七点钟以前来排队（好像还没有排通宵的），就领不到旁听证，因而也就不能参加旁听。最近以来，像这样的刑事法庭，是很少见的。

　　“从前，被告人在出庭以前，都带着草帽。从远处看，虽然知道他是犯人，但是，即便是熟人，也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现在不是总谈论人权吗，我看那才是尊重人权呢！”

　　记者俱乐部的其他报社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的确，我现在看了法庭前边走廊里挤满了的人群，不由得也产生了同感。

　　这些人与其说是关心案件的审理，还不如说是为了想到这里来看一看被告人的面孔，哪怕是只看上一眼也好。

　　把这些人和那些为了想看看演员的本来面目跑到演出会场，但又买不起票，于是就挤到后台门口的人们相提并论，也不算过分吧？

　　村田和彦过去一定不止一次的空想过这样的场面。可是，作为演员，他已经落伍了，在这个激烈动荡的戏剧界，还记得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现在，在他失掉演员资格以后，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却遇到了这种梦幻般的场面。

　　注视着他的人们心里，即使是以满腔的轻蔑和憎恶代替了爱慕和钦佩，这时候也总算有一百多人的视线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

　　要说是讽刺，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带有讽刺意味的场面了。

　　旁听人经过检查证件，按规定人数全部进入法庭以后，我们从记者团入口进入法庭。

　　在高出一截的法官席背后，有一个只许法官出入的门。在它的左边，有检察官和辩护人的专用门。我们和被告人、证人共用一个出入口。

　　旁听席里，我有五、六个熟人，另外还有两三个妇女，名字虽然不太清楚，大概是新剧演员。

　　“那个就是星晓子。”m报社的记者千叶好像察觉到我的心思，和我耳语了一句，随后下巴往前一腆。

　　她是最近电视演出中有才华的女演员，我本应认得她的，但今天的确没认出来。她今天的表情异常严肃。因为在法庭上禁止旁听者窃窃私语和表现出轻率态度，所以全都摆出一幅严肃的表情。当我看到她一个人沉默的咬着嘴唇的面部表情时，对有人说她曾经是被告的情人的闲话，也不能不相信了。

　　我拿出铅笔和记事本放在桌上，这是旁听人不能享受的特权。

　　在差两分钟十点的时候，辩护人和检察官几乎是同时从右边的门进入法庭，分别走向证人台的左右两侧，两人相对轻轻施礼后就坐。

　　眼前的光景，简直就像决一胜负之前的那一刹那。面对着这位“魔鬼检察官”，这个孩子般的百谷川律师，信心十足，斗志满怀。

　　就在这一刹那，我完全改变了刚才那种“这个小毛孩子，行吗？”的心情。

　　“瞧着吧，一定很有意思。”我自己这样小声嘟哝的时候，从走廊里传来了嘈杂声，被告人村田和彦由五名法警押着走进法庭。

　　由五个人一前四后的警戒着，这是一反常例的。但当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忽然吃了一惊。

　　他的面孔完全不像一个将要被判处死刑的人的面孔……我过去在这种场面见过几千人，凡是心理具有犯罪意识的人，这时候的姿势，全是低着肩膀稍稍弯着腰的。

　　即使是得到保释处分，从自己家里来出庭的被告，也都是一个样子。可是，从拘留所押送出来的腰间绑着绳子、手上戴着手铐从人群中走过的村田和彦，却是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健步前进。

　　“他是在虚张声势，这是作为演员全力以赴所作的最后表演吧。”我最初这样想，但随后马上又被下面的想法所俘虏。

　　“这也许是件冤案，他可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位律师一定会胜利，对自己所犯尸体遗弃罪行的处罚只有接受，但两次杀人和另一次尸体遗弃的罪行是不会加在他身上的。”

　　十年法庭记者的生活，我想并不是白白流逝的。

　　人们常说，老练的法官自然的具备一种相面学一般的本领，在被告第一次站到他面前的一刹那，他一眼就可以看穿被告是否有罪，以后是否还要重犯。我也常常有此同感。

　　但是，这个人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三位法官手里。坐在记者席上的我，即使对裁判抱有异议，也是不允许提出的。

　　“这种裁判，未免有点霸道。”我嘴里这样嘟哝的时候，里边的门忽然打开，三位身穿黑色法衣的法官走了进来。

　　全体人员和检察官、辩护律师一齐起立，等待着三位法官就座。和证人宣读宣誓书时一样，这是法庭上必须遵守的神圣的带有几分形式化的仪式。

　　法官和全体人员先后就座以后，犯人的手铐才被摘了下来，这是对重大案件的被告人格外严厉的待遇。

　　“现在开始审理被告村田和彦杀人、尸体遗弃的案件。”

　　整个法庭就像深夜的街道一样，变得鸦雀无声，这是，从窗外隐隐约约的传来了行驶在隅田川里的船舶的汽笛声，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被告人，到前边来。”审判长说道。

　　村田和彦走到台前。这时，三位法官才初次见到被告。

　　他们脸上有什么感情变化吗？没有，法官们依然毫无表情。不仅是毫无表情，简直好像是在告诉人们：他就是法律。

　　“被告人叫什么？”

　　“村田和彦。”

　　“艺名叫什么？”

　　“和本名一样。”

　　“多大年龄？”

　　“五十二岁。”

　　“籍贯呢？”

　　“奈良县××郡××村无水庄人。”

　　“现住哪里？”

　　“东京都世田谷区世田谷二丁目一八三番地。”

　　“什么职业？”

　　“从前是演员，现在没有固定职业。”

　　“好了。”审判长点了点头。

　　这是所有审判开头例行的身份询问。

　　这种公式的询问一结束，村田和彦立刻大声喊叫：“审判长，我冤枉！至少说我两次杀人是冤枉，我向天地神明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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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和警卫都惊的晃了晃身子。

　　“这个，等到回答法官询问的时候再发言。辩护人事先没有告诉被告法庭守则吗？”

　　百谷川律师站起身来轻轻施礼。

　　“已经对他说过了。大概是被告想抢先大声疾呼以申诉自己无罪吧。”

　　“好了。”审判长不高兴的点了点头。

　　习惯于固定程式和秩序的人，对第三者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干扰，都是很介意的。

　　村田和彦的喊叫，要么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的大表演；要么恰恰相反，是他豁出命的血泪控诉。

　　但是，当时掠过我心头的想法，完全是另一回事。

　　当然，在法庭作出什么样的发言，完全是本人的自由，但发言的手续和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

　　即使辩护律师不通知他法庭守则，拘留所的衙役也一定会通知他的。

　　他敢于无视法庭守则，恐怕是这位律师大胆而巧妙地安排吧。

　　是否想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公布罪状以前，来个先发制人，以取得心理上的有利地位呢？

　　想到这里，我感到审判长的话也有其微妙之处。我在这十年当中，类似这样的场面，也遇到过几次，但那都不过是审判长提醒被告人注意而已。像今天这样特意责备他背后的辩护律师的事情，一次也没有过。

　　也许在审判长和律师之间，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暗斗。

　　不熟悉诉讼手续的一般旁听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但我这是深深感到这次审判是绝对不会草草了事的。

　　“请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村田和彦回到被告席时，审判长用恢复了平静的声调说。

　　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以捎带沙哑的声调平淡的宣读起诉书。

　　文章是用法律术语堆砌起来的。这份内容被压缩了的起诉书以外的情况，我事先全都装在脑子里了。

　　遇到重大的案件，我一定回到报社，查阅一下资料部收集的有关资料。

　　按人头和按事件整理得井井有条的资料，至少对我们记者来说，是无穷的知识宝库。

　　即使查不出事件的细枝末节，但报纸上刊登过的一般情况，是没有遗漏的。

　　把检察官的起诉书原原本本的抄写在这里，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那未免有点太性急了。我想在这里根据我调查的材料对这一案件作一番回顾。当然，我的立场和检察官是一致的。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不经过审判的考验，是任何人也不能下断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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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村田和彦是村田忠藏的儿子，一九一二年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大正末年，他们全家迁居到中国的东北地区。按他的命运，本来是小学毕业就得当个农民。他所以能够读到中学毕业，是因为当时不知是谁发现了他的才能，出钱供他升了中学。

　　他的父母都只上过小学，连深一点的文章部不会读，说来奇怪，竟生了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儿子，好象是一种突然变异。

　　村田和彦后来来到东京，进了n大学的艺术系。为他拿学费的笃志家，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曾对村田说：“自己喜欢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人即使很穷，若能一辈子朝着一个目标走到底，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村田和彦也许是一个不幸的决定。

　　他从n大学毕业后，进了“末来座”新剧团，五年后剧团解散，他又到日本数得着的“戏曲座”新剧团工作。

　　一九四一年，在这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应征入伍，又被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战争的激化，号称精锐部队的关东军，一个师、一个旅地被调往南方。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却一直留在中国东北地区。幸，是说若是被送到南方去，战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幸，是说战争结束时，他被苏军俘虏，在严寒的西伯利亚的收容所里度过了三个冬天。

　　一九四八年，他被遣返回国。重建的“戏曲座”热情地欢迎了他。但他的演员生活道路，不是平坦的。

　　开始他当过一段时间的电影演员，而且相当受欢迎。但后来慢慢地听不到他的名字了。

　　我记得当时好象听说过他得了氨基丙苯中毒症，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记忆有些模糊了，而且我也没把握说那种传言就是实有其事。

　　总之，从报社的资料看来，他因感到“自己在演剧方面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于一九五〇年退出了舞台生活。但是他仍然继续在剧团当了三年的管理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演剧这一行还有留恋不舍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他正式退出了剧团，但关于其中的经过，反复查阅资料室的资料，也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正好这时候，负责新剧方面工作的老记者因病休假，代理他的工作的是一个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我也就没特意去拜访那位老记者了解当时的情况。

　　村田从那以后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买了现在的住宅，又买了一辆半新的自用小轿车。不论怎么说，总算相当不错了。

　　奇怪的是，他一直在做什么事情，现在靠什么生活，就是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搞清楚。据说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当然，这会引起人怀疑的。我看到这样的材料的时候也曾想过，他是否用犯罪的手段，例如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等非法手段搞来的钱呢？

　　根据起诉书，他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和这一案件的第二个被害者东条康子偶然相遇的。

　　因为康子在战前曾经是“戏曲座”的研究生，若是当时两个人就有较深关系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再见面时也会认识的。

　　战前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知道，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相当深的关系，恐怕那时已经有肉体关系了。

　　一九五八年康子是三十五岁，作为一个女人，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年龄了。一个已经结婚但没有小孩，生活上又没有任何不自由的女人，是很容易见异思迁的。康子和村田遇到一起，就象干柴遇上了烈火，那是不奇怪的。

　　总之，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第一次事件以前，他们一直继续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是事实。

　　一月十六日夜里，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当时的情况，起诉书中描写得相当细致。我在这里只作一个粗略的说明。

　　那天晚上，康子的丈夫东条宪司预定坐夜车去大阪出差。康子认为她丈夫绝对不会回家，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把村田和彦带到自己家里来了。

　　可是，东条宪司忽然在深更半夜回来了。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想象力多么贫乏的人，也会想象得到的。毫无疑问，三个人之间一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第二天早晨，就在国营铁路山手线目黑站附近的旱桥下边的铁道上，发现了东条宪司的尸体被火车轧得七零八落，真是叫人惨不忍睹。

　　听说若是熟练的司机，从微小的震动中，就可以感觉得到火车轧过了人的身体。若是特别敏感的司机，连轧过的是活人还是死尸都能分辨出来。这可能是多年养成的特殊感觉，这种事情，我是无法加以可否的。

　　据说这列货车的司机在有所感觉的刹那问，条件反射地看了看表，时间是两点十一分。

　　我想这是可信的。

　　当然，对死尸立刻进行了解剖，结果断定是“死后轧断”。

　　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是自杀还是被遗弃的他杀尸体，是困难的。这在下山事件【注①】中，也是成了大问题的。即使列车轧过叫是死尸，也不能排除是自杀，因为若是在列车通过以前从早桥上边跳下去的话，十成有九成九是要立即摔死的。摔死以后被火车轧过去，解剖时不会有生体反应，连我这个对医学完全外行的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解剖的结果，推定死亡时间是在夜里十一点前后到凌晨两点左右之间。当然，这种鉴定是不能准确的断定是几点几分死亡的。把死亡时间限定在三个小时左右，要算是相当精确的了。

　　但微妙的是，推定死亡时间和列车通过时间相重复。列车通过时间两点十一分当然包括在“两点左右”这一概念之中。至少从医学上不能证明死者不是在火车就要通过的时候从旱桥上跳下去的，现在还没有发现他非在这里自杀不可的理由。要不是忽然发起疯来，说他是自杀身死，那是不可想象的。

　　旁听审判的时间长了，对“犯罪的人不是做得过火，就是做得不够”这句话，就有一种实在的感受，今天这个犯人的确是做得过火了。

　　死人身上的手表、钱包、名片和其他可以证明身分的东西，全被拿走了。这大概是想伪装成强盗杀人。但是，警察根据死者穿的西服上绣的名字和服装店的标记，在当天下午七点左右，查明了死者的身分。

　　康子立即被带到警察局的搜查总部。这种情况，若是有经验的搜查人员，马上就会看出破绽，但这次却叫她蒙混过去了。

　　这大概是因为她有一套新剧演员的训练，感到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于是倾注全部心血，施展了高超演技的结果。

　　警察方面还是感到这个女人有些可疑之处，于是对她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但怎么也没有发现足够逮捕她的证据。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搜查人员也不是没做工作，大概是因为康子和村田和彦特别警惕，从那以后一次也没有会面，所以一直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事实是村田和彦用他的自用轿车把死尸从东条家拉到旱桥那里去的。搜查总部也推断是用自用轿车运去的，但不可能确定是用的他那辆自用轿车。

　　同时，村田和彦和康子的私秘事情从未被任何人察觉。他们两人若象现在这样坚持下去，从村田那里秘密是不会暴露的。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搜查总部对被害人公司的同事、业务上的交易对象、他的情人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好象也发现了一些细微的问题。人是理智的，但也经常有不理智的一面。象这样取特定的一天作一个断面来看，好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可理解的地方，但并没有发现具有重大嫌疑的人物。

　　搜查总部对村田和彦这个人物开始产生怀疑，是在第二次杀人事件发生以后的事。

　　老话说，死人的灵魂要在自己家里呆上四十九天，不离开屋子。普通病死的人若是这样，象这样被虐杀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期间，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清白妻室的康子，每天夜里都被恶梦和幻觉苦恼着，精神逐渐变得恍恍惚惚，是可以想象的。

　　第一次事件过去三十天以后，康子和村田之间的幽会，好象又开始了。这时搜查总部对康子的盯梢还没有撤销。

　　即使一次两次把盯梢甩掉了，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注定迟早要被发现的。

　　但是，还没等到警察发现他们之间的事，这两人之间就发生了危险的自我毁灭的事件。

　　康子那疲惫不堪的神经，恐怕不能再把秘密继续保守下去了。根据起诉书上检察官的推断，二月二十日夜，村田和彦终于杀害了康子．把死尸又扔到了同一个地方。

　　不能说他从一开始就有杀死这两个人的意图。第一次杀人，他们当然是错误的，但那是事情挤到那儿了。假如他们当时就去自首，根据那种情况，说不定会被判处“过失杀人罪”也末可知。

　　但是，把死尸遗弃到别的地方去，就要被判处杀人罪了。根据我的经验，犯了罪没被发现的人，十有九个要犯新的罪行。

　　村田和彦这时的心境，是一不做二不休。过去的爱情，现在变成了憎恶。他诅咒把自己拖进目前这种境遇的女人，他也许妄想过除掉这个女人自己就可以得救。总之，犯罪的人是容易陷入自以为得计的危险的妄想中去的。

　　罪行在同一个旱桥地方重复出现，照老辈子因果报应的说法，也许是东条宪司的阴魂附体把犯人拉到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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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田和彦的神经，即使不象康子那样受到严重刺激，恐怕也失去了正常。在进行了第二次行凶，罪行将要败露的时候，精神陷入了半狂乱状态，应该说是正常的观象。

　　康子被杀的当天，和村田在有乐町的茶馆见面的事，正巧被她的从堂兄弟津川广基看见了。这莫非是老天爷的安排吗？

　　津川老早就是一个新剧迷，村田和彦的名字他是记得的。他开始可能对康子和村田的关系并未介意，善意地认为，村田大概知道康子过去与新剧界就有关系，两人偶然在银座或共他地方相遇，在一起喝杯茶，这也投有什么。第二天发现康子尸体的时候，就随便打电话告诉了村田。

　　可是村田的反应，却象是发了疯似的。他这时一定是误解了对方的善意。

　　津川广基大概也感到有些蹊跷，于是马上报告了警察局，说这里边好象有问题。

　　第一次事件尚未破案，又发生了第二次事件，对此感到恼火的搜查总部，立即展开了活动。

　　两个刑事警察立即赶到村田和彦家里，但他已经不见了。邻居的主妇和他家通勤的女仆作证说，那天早晨看见他颤抖着身子钻进自用轿车里去了。

　　对村田家进行搜查的结果，发现了康子最近的照片和有温泉标志的旅馆【注②】“若叶庄”的火柴。刑事警察马上带上村田和康子的照片奔往座落在千馬太谷的“若叶庄”，在那里证实了他们两人在这家“若叶庄”旅馆胡混过好多次。对东条家进行搜查的结果，发现了好几封村田和彦给康子的情书，这是东条

　　宪司被杀后进行家宅搜查时末曾发观的，当时大概是康子巧妙地藏在什么地方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搜查总部断定村田为嫌疑犯，是理所当然的。

　　村田的汽车，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是巡逻岗哨看到蒲田附近的空地上扔着一辆汽车，感到可疑，于是查对车号而发现的。

　　在这附近，马上布置了警戒网，但是他没有再回来。搜查总部推断，是他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开车，采取其他办法逃走了。

　　在第二天中午时分，村田在热海的锦浦被捕了。这也是意想不到的好象是命里注定的结果。

　　为别的事情到这里来的一个刑事警察，发现了迈着幽灵般的步子走在悬崖边上的村田。

　　他是想自杀——这是警察的直感。当然，大白天从这里跳下去自杀的人是不会有的，多半都是白天事先查看一番，等到夜里再来。等村田走到安全的地方，警察才向他打招呼，这种周密的考虑是出自警察职务上特有的警惕性。

　　村田和彦一下子脸色变得刷白，拔起腿就跑，想从绝壁上跳下去。

　　这时警察往前一蹿，一下子把他推倒在地。警察的动作再慢一秒钟，他自杀的企图就会成为现实，而这次裁判也就不会有了……他马上被带到热海督察署。不到一个小时，就查清了他就是正在追缉的杀人嫌疑犯。警察马上到他住的旅馆，扣留了他的所有东西。

　　立刻用电话和东京搜查总部取得联系，当天就把他押送回东京去了。

　　但是，村田和彦坚决否认他的罪状。和康子的肉体关系虽然一口承认下来，但对罪行矢口否认。他承认的唯一罪行，就是用自己的车把东条宪司的死尸运到旱桥，从那儿把尸体扔到铁路线上的事实。

　　根据他的申诉，杀死宪司的是康子，而他自己与杀人毫无关系；至于康子的死，他更是一无所知。

　　但是，警官也好，搜查部的检察官也好，根本不相信他的申诉。他本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都不能丝毫影响对他提起公诉……天野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是以法律术语压缩得很简炼的，事情的梗概，大体就是这样。

　　------

　　注①：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上班途中，经东京日本桥三越百贷公司后，去向不明，六日在常盘线北千住站和绫濑站之间，发现被火车轧死的尸体。当时国营铁路正在裁减工人，传说纷纷，至今原因不明。——译者注

　　注②：在门口的招牌上画着温泉标志的旅馆，这种旅馆是供男女情侣住宿的旅馆。——泽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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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裁判是容易拖拖拉拉的，这好象已经成为定论。

　　从事件发生到最后判决，需要五年、十年岁月的例子，并不稀罕。当然，除因被告病体垂危停止公审者外，第一审是绝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但上诉、上告、发回原法院重新审判等程序返来复去，是很费时间的。费了十年的时间还不能结案的“松川裁判”，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拖拖拉拉的裁判，那不是裁判”，在外国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比方拿证人来说吧，他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下去的。对多少年前的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要求连细节都要记得，一般人是办不到的。结果，使得必须立足于事实之上的裁判，变成沙上楼阁的危险，不断出现。

　　在法官当中，也有人皱着眉头说，这样是不行的。据我所知，第一个说这种话的，是东京地方法院刑事第十部的审判长岸盛一先生。

　　“与案件的数量相比，法官人数本来就不够，再采取拖延的办法，那只有使积案越来越多。法庭不是公布搜查记录的场所。在自己家里看材料，也不是法官的本分。在公审庭听取双方的辩论，据此得出自己的判断，才是正道。应该把用眼进行裁判，改为用耳进行裁判。”

　　岸审判长从这种信念出发，实行了“集中审理方式”的裁判。一个案件的审理，尽可能不拉长时间，根据情况也可以天天连续进行审理，以期裁判能够迅速结束。

　　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立即收到了效果。甚至连杀人案件的审理，也出现了三次结案的例子。

　　东京地方法院的几乎所有的法官，都效法了这种办法。在法学界称他们为“新刑事诉讼派”，吉冈锐辅市判长也是这派中的中坚人物。

　　“破戒裁判”是在嫌疑犯被捕四个月以后开始审理的，在很短的日子里就结束了审讯，就是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的成效。这个案件也是连续开庭审理了四天，就结束了事实审理阶段。实际上是延长了一天，但这在需要多数证人出庭的情况下，是常有的事情。若是象往常那样，审理进行得拖拖拉拉，说不定会得出另外一种结果。这个案件，是隐藏着这种危险因素的。

　　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法官在自己负责审理的案件上，不允许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

　　除起诉书和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以外，不允许有其他的东西作为断案的依据。这对检察官——尽管其立场与法官有所不同——也是适用的。象公安调查厅、司法研修所、法部门的其他机构暂且不谈，检察官的工作一般分为刑事部和公审部两都分。

　　刑事部的检察官的工作，是对警察进行指导，对送到检察厅的嫌疑犯进行调查、审问，以及写起诉书。而公审部的检察官，则要在法庭上为证明被告有罪而全力以赴。

　　在法庭初次见到被告人这一点上，法官和检察官都是一样的。

　　村田和彦遵照审判长的命令，又一次站在证人台前。

　　“被告由于刚才起诉书上的起诉原因被起诉了，你有什么想法？根据自己的意愿，被告也可以对一部分或者全部质问拒绝回答。但是，被告在法庭上的发言，是既可以作为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而被采用的。”吉田审判长郑重其词地对被告说。

　　法官在公审庭上，要讯问被告是否认罪——即认为自己是有罪还是无罪；同时，还必须告诉被告可以行使拒绝回答的“沉默权”【注①】。这是审理刑事案件时的通例。

　　“在东条宪司尸体遗弃上，我认罪，为此判什么刑我都接受。但是，在其他三个诉因上，我是无罪的。”

　　“好了。”审判长点了点头。

　　从村田和彦在身分询问阶段的叫喊，谁都能预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发言。

　　当被告回到自己的座位以后，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进行“首次陈述”——这是检察官对他后来要证明的事情进行概括叙述的场面。

　　天野检察官用充满憎恶的目光瞪了被告一眼，然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被告承认全部诉因中的一部分，对大部分诉因一直否认。但是，希望尽量减轻自己的罪行，是罪犯的共同心理，那是不足为怪的。

　　“被告和被害人之一、有夫之妇的东条康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连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当然，只是这种关系，在今天是不触犯任何刑律的，但这种情况很容易酿成其他的犯罪行为，是很明显的。

　　“被告至少全部承认了遗弃被害人东条宪司尸体的事实。假如与杀人毫无关系的话，有什么必要偏要去干这种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呢？关于这一点，被告一直重复他那种使一般人无法相信的荒唐的辩解。这个以后去通过对被告的调查材料和法庭的审理来搞清楚，这里不多谈了。

　　“当然，这次审判应该始终按照起诉书上提出的诉因进行审理，但考虑到被告对犯罪事实九成都加以否认的情况，我请求先叫小岛重三、今野荒树、奥野德藏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言，会在一定程度上弄清被告一九三六年以后二十年的生活情况。被告有一种非常危险的侥幸心理，他是一个认为欺诈、强占等寡廉鲜耻的犯罪行为都无所谓的无耻之徒，这一定能为这几位可以信赖的证人的证言所证实。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决定死刑和徒刑、生和死的最后关头，企图否认其大部分罪行的言辞，是不可置信的。那是道地的胡说。犯罪事实本身将会证明，被告人的活，是完全不可靠的。

　　“当然，杀人罪，是大罪中的大罪。但就其各个事件来说，有时动机值得同情，有时因为在被发觉以前出来自首而应当酌情量刑。但是，村田被告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动机是破坏人间戒律，行为极其残酷无情，态度是怙恶不悛，对他没有丝毫同情的余地。

　　首次陈述，就此结束。”天野检察官斩钉截铁地说完，就坐下了。

　　接着百谷律师站起身来，进行首次辩论。

　　“起诉书中的诉因有四条，就是两次杀人和两次尸体遗弃的罪状。其中，被告，只承认东条宪司的尸体遗弃一条罪状。关于这一条，对于事实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本律师只想根据事实证明这件事是被告在万不得已的心情支配下做的。关于其他三个诉因，肯定能够证明被告是无罪的。关于找证人说明被告过去的情况，本来是可以用与本案的审理无关的理由提出异议的，但我现在表示同意。为了趁这次机会把过去一直笼罩在被旨身上的黑影洗掉，勿宁说，检察官提出的证人，正是辩护人想要提出的。“总之，本律师想说的是，在其他三个诉因上，被告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的。

　　真正的犯人另有人在。这一点，我将全力以赴地加以证明。首次辩论到此结束。”

　　百谷律师的发言，比我预料的要简短得多。他的表情和发言，都充满着对来自检察官的任何进攻，都将予以正面还击的信心。

　　但是，当时我对裁判的结果，实在抱有很大的担心。

　　法庭上的登场人物，是检察官一人，律师一人，说来是势均力敌的角逐，但在天野拉察官的背后，有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侦察检察官和警察的巨大力量作为他的后援。

　　在如此庞大的势力面前，一个单枪匹马的律师，不管他有多大的韬略，也是无能为力的。简直可以比作太平洋战争中的孤岛奋战。

　　我当时想，年轻的百谷律师，未免有点血气方刚，过于自信了。

　　审理进入了提交物证的阶段。检察官方面提出的文件、现场照片、证据等，合有计有八十多件。在这里根据编号一一列出，未免流于烦琐，就省略了。

　　而且，现在的审理工作要求速度，所以这类物证的提出，要在审理的空当随时进行，已经成为习惯。因而，这八十多件物证，上午只提出了一部分，其余将在下午伊滕警部【注②】发言后提出。

　　十点三十分以后，检察官方面的证人出庭。给三个证人一个半小时的发言，时间不算短了。

　　------

　　注①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或证人有权对法官及检察官的质问，保持沉默，拒绝回答。这叫做“沉默权”。日本宪法也对“沉默权”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译者注

　　注②日本警察官分为九级，警部是第六级警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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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第一个登上证人台的，是检察方面提山的证人“戏曲座”的元老小岛重三。

　　小岛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但因为长年在舞台上锻炼，他的皮肤就象四十来岁的壮年那样年轻。

　　在舞台上我没见过他，我是不喜欢新剧的。但我看过他特别演出的西部电影，一是在《忠臣藏》中扮演吉良上野介，一是在《落城物语》中扮演柴田胜家。

　　当然根据从他所扮演的角色得来的印象，判断一个演员自身的性格，那是危险的。但从他在这两个角色中表现出来的非常出色的演技可以看出，在他身上潜藏着一种过分相信自己过去的权威而不随波逐流的相当强烈的顽冥性格。

　　“我凭良心发誓，我一定说实话。既不说一句谎话，也决不隐瞒任何事情。”小岛重三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宣读印在宣誓书上的公式文章。

　　“证人若说谎话，要以伪证罪论处。但证人认为有可能追究自己刑事责任的内容，可以拒绝作证。”审判长也鹦鹉学舌般地宣告他的公式文章。这是不论什么证人，也不论在什么时候登上证人台上的时候，审判长一定要重复的话。

　　接着，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开始进行直接发问。

　　首先，循例询问了证人的职业、经历等以后，马上进入正题。

　　“证人认识被告吗？”

　　“认识。”

　　“证人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战前的四年和战后的五年被告在我们‘戏曲座’工作过，那期间我们有些联系。”

　　“证人在剧团中是什么地位？比方说是不是团长？”

　　“准确地说，有一点区别。本剧团由十名干事和五名委员决定并执行最高决策。又经过选举从委员中选出一个代表。我到现在当了三届共为期六年的代表，对外代表剧团。”

　　“现在剧团有多少人？”

　　“演员、干事、事务员、研究生等，共约一百二十人。”

　　“被告在剧团工作，是什么时间？”

　　“战前从一九三七年列一九四一年他在剧团，战争爆发前应征入伍，后来战局恶化，剧团被当局解散。战后，一九四七年剧团恢复，一九四八年他又回到剧团，一直到一九五三年。”

　　“被告做演员的成绩怎样？”

　　“战前，我对他的前途抱有很大希望，当时我想，这样努力干下去，将来可能成为代表剧团的名演员。但是，战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几年的军队生活和以后几年的西伯利亚拘留生活，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这在那种异常的生活环境下，也许是不得已的。”

　　“战后的五年间，被告是几乎没有登台演戏吗？”

　　“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后，一次也没有登台演出过。”

　　“那么，从那以后，被告在剧团干什么来着？”

　　“那时我们已经对他的前途不抱什么希望了，当然是指在演员的前途方面。他向剧团提出想在剧团继续工作下去，他说叫他做点什么工作都行。正好这时候助理干事出了一个空缺，于是暂时就让他补上了。”

　　“后来，他当了两年的正式干事，是吗？”

　　“是的。”

　　“那么，后来他退团是自愿吗？”

　　“不是的，本来是可以由委虽会作出开除的决议，并进而提出刑事问题。但是考虑到他的前途，采取了劝他自动退团的方式。若是打个古老的比方，就好象是木盘里放上短刀摆在心面前，叫他自己剖腹自杀。”旁听人立刻骚动起来。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秘密或罪行就要暴露出来。这种兴奋，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也立即领悟到了检察官的用意所在。

　　一九五三年的罪行，不管情况如何，只要不是杀人，到现在恐怕已因时效关系而不能追究了。不管揭出什么事实，恐怕出是不能起诉的。

　　但是，其结果会使被告在这次事件中的嫌疑分量加重，是毫无疑问的。

　　我偷偷地看了百谷律师一眼。我想他可能要提出异议，说刚才检察官的询问与本案的审理无关，但他是那样泰然自若，他的表情使人怀疑他是否听见了检察官的话。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天野检察官好像预料到会遇到反击，所以稍停片刻才接着这样问道。

　　“他侵吞了本来应该交给剧团的三十万元公款。因为是他主管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真相从其它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大吃一惊，于是马上把他找来，追问的结果，他终于承认了。后来，委员和干事几经计议，最后采取了刚才说过的那种处理办法。”

　　“你说的其它事件，是什么事件？”

　　“某团体的女会计企图自杀，幸而未遂，她现在还活着。因为她现在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所以不便说出她的名字。她是因为浮借【注①】给被告村田的钱收不回来才寻短见的。”

　　“她浮借给他多少钱？”

　　“我记得大约是三十万元。”

　　“那么说，当时被告用不正当手段前后共弄到六十万元，而且都用于个人目的了，是吗？”

　　“当然，我们当时就追问他这笔钱到哪里去了。我们想，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根据具体情况，总能想出个补救办法的。但是他怎么也不肯说钱干什么用了。不管我们怎样追问，他总是东拉西扯地回避责任。我们一气之下就采取了上述的措施。”

　　“关于这笔饯，他写了在以后归还的保证书吗？”

　　“保证书是写了，但实际上连一元钱也没有归还剧团。因为我们不愿意家丑外扬，只好在账面上作作文章，委员干事们每人再拿出一点钱来，用半年时间总算填补上了这个窟窿。”

　　“从那以后，不论在公事方面还是私事方面，证人都没有和被告有过任何接触和联系吗？”

　　“他若还有点良心、知道点羞耻的话，大概不会有脸再来见我们的。但在一年以后，他又到我家里找过我一次，我说不愿见他，把他撵走了。就这样，七年以后的今天在这个法庭上第一次又见到了他。”证人瞥了被告一眼，他的脸上好象还在燃烧着当年的怒火。

　　“那么说，你不知道从那以后一直到这次事件发生以前被告在干什么吗？”

　　“听说他当过经纪人，也听说他在巡回剧团里混过，还听说他给广播、电视剧作家帮过忙。因为这些都是听来的，所以不敢保证是真是假，而且也不记得是在哪儿听谁说的了。”

　　“战前，东条康子在你们剧团吧？”

　　“她在我们剧团当过两年研究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曾经闪现过天才的火花。是个前途有望的孩子。”

　　“她和被告是同时在剧团吧？”

　　“是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但在那时候，至少我是没有怀疑过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亲密的关系。”

　　“那么，证人现在对被告的心情如何？”

　　“我们曾以憎恶其罪而不憎恶其人的心情，给过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没有能够利用它，他的行为使我们不知说什么才好。真是子女不知父母心。作为个人，我对他和他的行为的同情，现已荡然无存。自己犯了罪，自己得到相应的报应，是理所当然的。”

　　检亲官干脆地说了声“询问完了”，就坐下了。从他的侧脸，可以看出他充满自信的神态。使人感到，他乐观地认为，一开头就给以如此沉重的打击，对方恐怕是招架不住的。

　　其实，对这种证言，连我也感到吃惊。

　　当然，就金额来说，和官厅等的贪污相比，这笔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行为本身的寡廉鲜耻来说，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对经济上并不充裕的新剧剧团来说，在一九五三年那个不景气的年代里，三十万元的损失，也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恐怕连检察官本人也不会认为这些事情和目前的杀人事件有什么关系。但是，品德如此低下的人的话，法官当然是不能相信的。至于百谷律师对此一击如何进行还击，我首先感到的不是期待而是不安。

　　“辩护人有话要询问证人吗？”

　　“有。”

　　百谷律师站起身来，开始进行反询问【注②】。

　　“证人对村田和彦的性格的印象，简单说来怎么样？”

　　“可以说就象杰克尔和哈第【注③】那样，他是一个双重人格者或性格分裂者，或者……”

　　“你的意思是说他平时的工作作风非常认真，正派，因此侵吞公款事件一旦暴露出来，大家都很震惊吗？”

　　“我是很震惊的，恐怕剧团的大部分人都和我同样感到震惊。”

　　“当时，有人觉得这只不过是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吗？换句话说，剧团是否有人早就看透了他的双重人格呢？”

　　“一百多人的团体，总的方面不论多么团结一致，个人相互问的好恶，总是难免的。过去也有几个人讨厌他。我记得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几乎说出这样的话：‘你瞧，怎么样？……’”

　　“你还记得这些人都是谁吗？”

　　“忘了，现在记不请都是谁了。”证人也感到问题有些麻烦，果断地这样说。

　　“那么，请问一点别的事情。伊藤京二这个演员还在贵团吗？”

　　“是我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