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故事] 血泪的控诉——我的妓女生涯[全篇完]

小猪哦哦

三四十年代名噪大半个中国的名妓康素珍，以其亲历，描绘了旧社会妓院的种种“规矩”亦即种种罪恶，以及包括像胡宗南、马步芳等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军政政要们嫖娼的恶行丑态，本书中均有大胆地暴露和血泪的控诉，同时也记叙了康素珍从良后的人生转折和感悟。这本难得的真实报告，是我们全面认识万恶旧社会的形象史料。

母亲的惨死

　　1931年夏天，成都市大阳沟显得特别肮脏杂乱。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像两条花蛇，蜿延曲折，千疮百孔，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

　　这些茅屋草舍，大都是在地上楔几根木桩，四周围上竹篾笆，抹上一层泥巴。上面则胡乱架些竹竿木棍，铺上茅草、谷草苫顶，就成了草屋。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能看到大阳沟的全景。


　　这条沟有十几丈宽，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桥，这里是有名的"贫民窟"。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里面住着说书的、卖艺的、挑葱的、卖蒜的、盖房的、拉车的，三教九流，都姓一个"穷"字。

　　大阳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沟，桥下的黑污水流着泡沫，薰得人眼花头晕。堤岸两旁垃圾遍野，粪尿遍地，到处是长尾巴蛆、屎克郎儿，满天飞着长脚坟子、绿头苍蝇。

　　就在这穷苦年月，混沌世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

　　瘦弱的母亲揉着干瘪的奶头，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长叹一声，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妹，这就是我。这以后的十八年，我饱尝了灭绝人性、摧残人身的折磨。

　　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在成都市后宰门卖豆腐。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在家务农。1930年，家乡闹灾荒，父亲挑着担子，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逃荒来到成都，租赁了大阳沟的一间草房。凭着一身力气，给人家拉人力车。母亲在家靠给人洗衣服、缝补过日子，人们把这活叫做"缝穷"。

　　我打六七岁记事起，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哥哥背着背兜，手里拿着铁签子，在街上捡菜叶子，回来洗净后煮菜粥。我光着屁股背个背兜，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到收购店卖上几个零花钱，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拿回家去时，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那些年，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鸡蛋是圆是扁，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两文的铜板钱。

　　逢年过节，父亲咬咬牙，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这是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贱价处理，又酸又臭又辣，跟喂猪的泔水差不多。俺一家四口，只有一个破碗，四人轮换着，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

　　我们住的草房里，床上只有半张破席，全家合盖一个被子，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成都天气暖和，春、夏、秋还好过，到了冬天，草屋四面透风，一家人都冻得受不了。我们每人一个被角，睡到半夜，只觉彻骨的寒冷，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结果，套子越扯越破，谁也睡不好觉，只好相互拥抱而眠。我和母亲睡在一头，有时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觉套子被人扯走半边，母亲裸露着半截身子，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我七岁那年，她二十七八岁，黑黑的头发，鹅蛋脸盘，白净面皮，欢眉大眼的。别看长得俊秀，却能吃苦耐劳，她白天洗涮，晚上"缝穷"(为人缝补)，从没叫过一声苦，家庭的负担，儿女的吃累，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身妇女病。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波，发愁作难，不知怎么学会了抽大烟。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抽大烟有穷抽、富抽，父亲当然是穷抽啦!没有烟枪，他用纸卷成个筒筒，拿烟答烫着烟膏抽。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他烟瘾一上来，馋得流鼻子、打哈欠，脾气变得粗暴古怪，反倒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不给钱就打母亲。后来，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人用车，吃住在那里，就更不管这个家了。

　　夏去秋来，树叶变黄、飘落，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一天，母亲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紧一紧，攒点钱，我给你买条裤衩!"我听了非常高兴，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那几天，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

　　一天，我沿着大阳沟走了几里，发现一大堆能卖钱的破烂，我用几条破布条接好捆起来，到收破烂的摊上去卖。这次，比平时多卖了两个铜子儿。我乐得心花怒放，一路想着自己的花裤衩儿，心里琢磨着怎样让母亲高兴，还想好进门先喊一声"妈妈"，好让母亲大吃一惊。

　　离家老远，只见我家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这种场面，我见过几次。穷人有个红白喜事，就聚在一起互相帮扶。那时生活、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年纪不大就死去了。我想到母亲，母亲这些天身体一直不好，可又没有钱看病买药，还是硬撑着干活。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么回事，只知她想吃这想吃那，就是没钱买，莫非……我心里像压上了铅块，紧往家跑。

　　跑到门口，见那些叔叔、伯伯们也不跟我打招呼，都用可怜、悲伤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头钻进屋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母亲两眼紧闭，脸色像蜡一样黄，仰面躺卧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花布头，一定是正准备给我缝裤衩。再看下半截，却完全浸在血泊里，裤裆里突出一大块，鲜血浸透了衣裤。八岁的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便扑到母亲的身上，放声嚎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们拉开，听着隔壁赵大妈向人们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天，母亲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潘保长忽然跑到我家，他是大阳沟一带的房主，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两块大洋的房租。他长着一对绿豆眼，一张老猪嘴，经常跑到我家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双小眼闪着贼光，大嘴一张像个歪瓢。他站在屋里，淫腔浪调地调戏母亲，母亲低头只是不理。

　　潘保长忽然兽性大发，扑上去抱住母亲，要往床上拽。母亲急了，咬了他的手一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松开母亲，绿豆眼变成红杏仁，骂道："臭娘们，你别不识好歹，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还没碰上你这样的硬货!"说罢，扬起皮鞋，冲母亲的小腹狠狠踢了几脚。母亲惨叫一声倒下去，他却扬长走了。

　　母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腹中七个月的妹妹小产了。这情景，赵大妈隔着篱笆墙看得一清二楚，等她赶来，母亲早已断气了。

　　当时，父亲不在家，大伯、大娘、爷爷听说这事，都气红了眼，要去法院告状。可是，赵大妈早已跑到别处躲起来啦，她怕吃官司，不肯当人证。

　　三个家族长辈忍无可忍，就去找潘保长说理。我和哥哥远远跟在后头。

　　潘保长住在保全巷，门口一对石头狮子。门口站着从刘区长那里借来的两个哨兵，上着刺刀。爷爷他们刚走到门前，站岗的把手一摆，忽地窜出一只狼狗，张牙舞爪，"汪汪"狂叫起来。

　　这时，大阳沟的叔叔、伯伯们追上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着，他们都说没人证物证，硬拼白白吃亏，还是先打发死人要紧。好说歹说，把爷爷他们又拖了回来。

　　没钱埋葬母亲，大伯领着我和哥哥给穷邻居们挨家磕头求告，那些好心的穷爷们，穷帮穷，凑钱埋葬了母亲，葬在杨柳店乱丧岗里。那是1939年的秋天。

小猪哦哦

三代人的悲剧


　　母亲一死，我的家彻底破裂了。父亲整天住在陈家公馆拉包车，哥哥被祖母接回老家，我像无娘的羊羔，只好到后宰门跟爷爷、大伯、大娘过活。

　　在后宰门，大伯开一个小小的豆腐店。爷爷挑担卖豆腐，生活比我家略微好些。一家人住着两间草房，前屋里面还安着豆腐磨，添上我这个新来人，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


　　自从没了母亲，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譬如扒垃圾，捡菜叶，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

　　在成都街头，我经常看到一些血淋淋的惨景，给我那幼稚的心灵划上新的伤痕。那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铁蹄还没有踏进成都。为了配合入侵，他们整天派飞机在成都上空狂轰滥炸，成都马路下修了防空洞，飞机一来，市民们就争着往洞里钻。城里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片废墟，街道被炸成一个个深坑，大街上经常躺着一具具血污的死尸。我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场惨不忍睹的大血案：

　　一次，敌机又来轰炸，人们躲进了防空洞，并把洞口封好。飞机轰炸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总不见洞里的人爬出来。等打开洞口一看，原来洞口密封缺氧，躲在里面的市民们都已窒息而死。一天功夫，从洞里抬出二百多具死尸。这一夜，成都市灯火连天，哭声震地。

　　没了慈爱的母亲，走了不成器的父亲，爷爷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七十多岁的爷爷颤颤抖抖硬撑着身子骨，成天挑担子上街卖豆腐。他心疼我这苦命的孙女儿，经常带我上街，买一点小吃给我，还让人给我做了条花裤衩，这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儿。

　　伯母是个刻薄女人，凭空添了我这张嘴，整天冷若冰霜，常常指桑骂槐。尽管我努力干活，尽量不让别人养活自己，可她仍然横竖瞧着我不顺眼，有时还想抡起巴掌打我，幸亏爷爷经常在身边，她好歹还不敢太放肆。

　　这样过了半年多，秋去冬来，一场塌天大祸又降临到我家头上。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件祸事发起的过程：

　　那天，爷爷挑担到大菜市上卖豆腐，我因捡垃圾没跟着他去。爷爷把挑子放在菜市口上，挑子上头有个木托盘，上面摆着油盐酱醋。爷爷的麻辣豆腐在这一带有名，不一会儿，就围上来好多人买豆腐吃。

　　这时，有个身穿黄色衣装的警察，买了我爷爷一碗豆腐，吃完后拍拍屁股就要走，爷爷忙追上前去，说："长官，你还没有给我钱啊!"

　　那警察回过头，冷笑一声，反咬一口说："怎么?你欠我的那二十块钱，我还没向你要哩，你倒跟我张起嘴来!"

　　爷爷气得面孔发紫，白胡子一颤一颤地，大喊道："胡说，你这是讹诈人!"

　　那警察被说得恼羞成怒，他又盛了一碗豆腐，"扑"地一下子扣到爷爷的头顶上，嘴里说："谁吃你的臭豆腐，快还我钱!"

　　爷爷被烫得头上起了泡，他什么都不顾了，从挑子上撤出扁担，就要拼命。可他哪里是警察的对手，警察用枪托子把爷爷一顿毒打，当场吐了几口鲜血。七十多岁的人了，受了无辜的致命毒打，等抬回家里，不几天就死去了。

　　伯父东奔西走，要为父报仇。一打听，那人是警察队长。他告到警察局、法院，无人受理，反污他欠债不还，跑了一个多月，这场官司不了了之。

　　爷爷惨死后，伯父四处告状，伯母主持着这个家。见了我，更是整天没好气，不是红眼珠子，就是白眼仁子。我在桌下吃糠咽菜，她在桌上嘟囔，骂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我只好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

　　一次，我饿得发慌，回家看看屋里没有人，发现在西墙的木板上放着蒸好的豆腐干，我急中生智，搬过一只木桶，想登上去偷拿豆腐干吃，刚刚摸到手，就见伯母走进屋，大喝一声："好哇，小贼妮子，你竟敢偷东西吃!"

　　这一声把我吓坏了，我"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脸擦伤了，板子掀翻了，熏好的豆腐干撒了一地。伯母更上火了，她拿起扁担，把我一顿痛打。不几天，伯母把我交还了我那不成器的父亲。

　　回到家里，家里空空荡荡，我从此成了个有家无人管的流浪女。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没过多久，父亲也被人打伤抬回家里。

　　父亲康延亭，三十来岁，四方脸，长得虎背熊腰。他经人介绍，进了陈家公馆。陈家主人是有名的富豪，那时官匪一家，又荣升了国民党营长。他有一妻一妾，妻有一儿一女，妾有三个女儿，雇着使婆丫鬟。他们见父亲年轻力壮，便雇用父亲当他家的车夫。

　　陈家人丁众多，在人屋檐下当差，更没一点自由。陈营长出门用车，妻妾抬脚动手用车，儿女们上学用车，而且又不是一条路线，父亲整天忙得脚丫子朝天。

　　陈家主人抽大烟，父亲给人家买烟点烟，近墨者黑，渐渐地吸上了大烟而且还上了烟瘾。他在陈家呆了八个月，陈家给他的五个月的工钱，他全用来买了大烟。他连累带抽，那健壮的腰身变得佝偻了。

　　一天晚上，他给陈营长点烟灯，烧烟泡，一直伺候到很晚。回到住的小屋里，他耐不住烟瘾，拿出买来的烟膏，一直抽到半宿。第二天，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是打杂的一位中年女人刘妈，刘妈着急地说："喊你半天了，你老醒不了，二姨太的女儿们等着用车送她们上学呢!"

　　父亲二话没说，忙去准备车子。只听二姨太在前厅一迭声地喊："康延亭，你过来!"父亲连忙放下车子跑过去。

　　二姨太和三个女儿都坐在那里，大女儿才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十来岁。二姨太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姓康的，你是有意慢待我们，大婆子放个屁你闻着也是香的，我就指派不动你。好哇，你耽误我的女儿上学，你说该怎么办?"

　　父亲道："昨天陈老爷让我点了半宿烟，我实在累了，也不是故意的。我既然伺候不了你们，给我支了那三个月的工钱，我马上走!"

　　二姨太冷笑两声道："你还想要钱?你误了我女儿上学，这个损失怎么个赔法?孩子们，给我上去打!"

　　母老虎一声号令，三个小姑娘如狼似虎，一齐扑上去，抱脚的，抠脸的，二姑娘最厉害，揪住父亲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扯下一块肉来，鲜血渗湿了衣裳。

　　父亲疼急了，胳膊用力一甩，腿一蹬，几个小姑娘前伏后仰，都被甩开了。

　　那母老虎见女儿吃了亏，可气坏了，她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冷不防照着父亲的下部横扫过去。小面杖粗的铁棍正打在父亲的膝盖骨上，父亲"哎哟"一声，疼得汗珠子从面上渗了出来，顿时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等他醒过来，已被人抬回家里了。原来刘妈是个寡妇，平时就对他有意，这会儿见他正处在危难之际，便暗暗求人把他抬回家。

　　刘妈和父亲年岁差不多，高高的身条，大颧骨，尖下巴颏，她常抽空来探望父亲。她也同样穷得叮当响，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金钱、物质的资助，但那温存的照料给我们这个破碎、寒怆的家里增添了一丝暖意。

　　过了些天，父亲伤势渐好，能下床扶墙走路了，但从此成了残废，落了个跛脚。

　　父亲看病养伤吸大烟欠下了债务，一来为了还债，二来为了过瘾吸大烟，便置生身骨肉于不顾，托人把我卖给刘家公馆当丫鬟。可怜我这没娘的孩子，仅仅十二块大洋，就失去了自由的身子，那时我才九岁。

　　记得卖身契上大意是这样写的：卖主康延亭，因家穷难以度日，自愿将女儿康小妹卖给刘镇生为奴。小奴一身俱属刘家，打骂处罚，婚丧嫁娶，老弱病死，概无权干涉。特立此据。

　　就是这张泣血饮泪的卖身契，差点把我送入鬼门关。

小猪哦哦

含冤的丫鬟

　　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来到砖砌的前院，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窗台放着金鱼缸，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最后头一幢楼房，则是家眷、管家、帐房、侍女、丫鬟的住所。这座占地广阔、建筑雄伟、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在成都被称为"刘家公馆"。


　　我从九岁到十一岁，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字镇生，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成都分八个区，一区管几个镇，他任第八区区长。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邓尊他为兄，整天酒肉相交，过往甚密。有了这道护身符，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

　　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那真是难以尽述。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有的是资本家，他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有财有势，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

　　刘镇生七十七岁，长得面红丝白，鹤发童颜，走路异常稳健，要论他的身板，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他留着长指甲，拿着文明棍，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

　　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她们被买到公馆，整天不干什么活计，奇怪的是，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渐渐变得黄皮纤瘦，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人们一直觉得纳闷，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养生秘方：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阴户里，不让幼女吃喝，不让大小便，这样扪上两天，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

　　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

　　我十一岁那年春天，刘区长庆八十大寿。宽阔的前庭后院，到处竖立佛像，灯火通明，刘家人穿红挂绿，喜气洋洋。庆寿的、送礼的，一拨接着一拨，挤满了屋院，几十桌酒筵，摆满阔庭长廊。那热闹场面，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个个累得半死。

　　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提神运气，保养身体。这时，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我们一看，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

　　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长得特别漂亮。去年两人勾搭成奸，就把她娶到家里。

　　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原来，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后来脱下放在屋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

　　刘区长一听就火啦，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最后问到我。昨天，我只顾摆酒端菜，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当然不会承认。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左右开弓，连扇几掌，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这几年，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倔犟的性格，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还是死不承认。

　　刘区长见问不出来，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二姨太说，我父亲曾来这里。父亲昨天确实来过，是来告诉我，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娶了刘妈做后娘，现已迁到了沙河铺，让我安心伺候刘家，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父亲来看我，连刘家大门也没进。天哪，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教训"，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又把我一顿好揍。藤条劈头盖脸打下，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眼肿得像铃铛。

　　见我还是不招，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外号叫"坏枣"的心腹爪牙，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这才把手一挥说："别打啦，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

　　警察局在丁字街，局长姓冯，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他低头拜寿时，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所以对他印象很深。

　　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他马上升堂审问。恫吓逼供，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肿得像馍馍，我还是不招。

　　这时，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冯局长点点头，便留下我和坏枣，他躲进屋里。

　　坏枣软硬兼施，哄劝我承认，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显得有些左右为难，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

　　过了好一会儿，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叫来两个便衣警察，让坏枣领我一起走。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带着走街串巷，左拐右转，转到了簸箕街。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正担着担子，沿街叫卖收破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等一会儿问你，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没等我回答，他用手一指，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

　　回到警察局，冯局长马上升堂，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老头不招，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用皮鞭狠命抽打。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你们冤枉好人啦，快把他放了!"冯局长哪里肯听，让人往死里打，不一会儿，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

　　冯局长怒气未息，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谁都知道，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局长太太问明原因，看我被打成这样子，发了善心，让人给我松绑，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赶快另逃活路!就这样，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有朝一日，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

小猪哦哦

冷酷的家庭

　　从警察局逃出来，我想起父亲向我说的那个新家，伯母家再不能去了，新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想到探望我时眼泪汪汪的父亲，想起那位瘦骨嶙嶙、在危难中帮助父亲的后娘，虽然在我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隔膜，她没有我那亲生母亲对我的爱抚、温暖，我对她没有像对亲生母亲那样的情谊、眷恋，但仅从报恩的角度来说，我对她有着极大的好感。天下穷人是一家，抓起灰来比土热，我应该把她当成亲生母亲，依附在她的身边。想到这里，我按照父亲说的路线，一道打听着来到沙河铺。

　　沙河铺也是穷人聚居的地方，一位老人指给了我的家门。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门口。只见一圈破土墙里，有六间草屋，这里住着三户，当中两间就是我的家。我心里涌上一阵喜悦，父亲没有白当泥瓦匠，房院比过去好多啦!

　　推门进屋，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父亲、哥哥安娃子以及后妈。我一是心里激动，二是肚中饥饿，再加上这两天被逼供拷打，此时只觉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上。一家人忙把我搀扶起来，看我被打成这样子，不由大吃一惊。后妈端茶送饭，显得非常同情。

　　几天以后，我的伤势渐渐好转。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劳动和生活。不同的是，母亲已不是过去的母亲，父亲也变了样子，发狠戒烟了。我和哥哥都长高了一截，再加上心灵深处的芥蒂，更加卖力的、忘我的劳动，惟恐不经心的怠慢会惹得后妈不高兴。

　　可是，略懂世故的我，渐渐看出了一点差异，后妈根本不喜欢我。她像旧社会大多数妇女一样，重男轻女，况且我来的晚，安娃子早就在她身边，妈对我形同外人，总是隔着一层。我还发现，她像过去的母亲那样，肚子隆起越来越大了。

　　住处虽然好了一点，但生活用具依然如故，我们一家四口，还是睡的那个木架板床，盖着那个破棉被，只是被子更破更烂了，斑斑剥剥像一张破鱼网。这年冬天天寒，四个人睡觉仍盖一条被子，不过变了位置，现在是父亲和后母在一头，我和哥哥在一头。晚上睡得冷了，都迷迷糊糊往自己身上拉，把被子全拉成大窟窿小窟窿的。后妈把怨气全撒在我身上，挑唆父亲打了我一顿。我遭到亲人的毒打，心里比什么都难过，不由想起自己的生身母亲，当我们的被角被拉走时，她却不声不响地把我抱在怀里。想到这里，我只觉一肚子泪水在心里流淌。

　　我家院里喂着二十几只小兔，夏天，我除捡垃圾外，还要打草喂兔。后妈整天价吹毛求疵，今天说我捡的垃圾少，在外贪玩啦；明天说我打的草少，喂不饱兔子啦。一到吃饭她就开始嘟哝，鼓动父亲打我，我经常没等拿起筷子就被赶出院子。

　　我站在当街，饥肠辘辘，眼泪汪汪，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有了后娘，也就有了后爹"。我又想起母亲在世时，向我偷偷叙说的隔壁发生的一件事：

　　我家在大阳沟居住时，东邻就是那个前头说的不肯做证的赵大妈，她也是一个续娶来的后妈，男人整天外出做活，跟她在家的是前妻撇下的一个名叫丽花的七八岁的女孩子。

　　每天深夜，只要赵大妈的男人不在家，就会听到那女孩子失腔变调的哭声，呆会儿就没动静了，只听见抽抽噎噎的低泣。

　　那天我睡得很早，第二天一觉醒来，只听东邻家人声鼎沸、哭声震天。原来，和我年纪相仿的丽花姐夜里突然得急病死去了。我心里很纳闷，昨天，丽花姐还好端端地和我们一起捡垃圾呀!

　　过了好多天，母亲才偷偷地告诉我这个秘密：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两家只隔一层篱笆，透过剥落的泥片能看清邻居屋里的情景。每天深夜，当邻屋传出丽花的啼哭时，母亲就隔着篱笆去看，只见赵大妈让丽花脱掉衣服，在她的肚脐上露出一截扎进去的螺丝钉，赵大妈按住螺丝钉，狠狠往里拧进几下，丽花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不敢大声啼哭。就这样，过了好多天，终于把孩子折磨死了。哎，没想到，我也处在丽花的境地，尝到后妈的滋味了。一想到丽花的下场，我就不寒而栗。

　　这天中午，我给兔子拔了满满一背兜草，扔给兔子，只觉头晕眼花，肚里辘辘乱响。我家现在也和伯母家一样，吃的是拾来的菜叶做的稀粥。今早吃饭时，后妈又找毛病嘟哝了一阵子，惹得父亲火起，将我赶出门去，这会儿，我还没吃饭哩。

　　我推开屋门，屋门倒锁着，心里可着了急，不知后妈是有意还是无意，晌午了也不回家。我饿得实在忍不住，壮了壮胆子，硬着头皮，把那把长铜锁拨开了。

　　我掀锅一看，傻眼了，锅刷得干干净净的，一颗饭粒也不剩。我只觉两眼发黑，怎么办?

　　我在屋里转悠了半晌，终于下了决心，走到那个盛米的小瓦罐前，掀开那只盖瓦罐的破碗，只见里面有半瓦罐大米。我贪婪的用鼻子闻了闻，喷香喷香的，米香强烈刺激着我的脾胃，馋得我流出了口水。

　　我慑手慑脚走出屋外，瞅瞅外头没人，就抓了一把大米，不顾一切地填进嘴里，"咯崩咯崩"嚼起来，好香!吃完了，又恋恋不舍地抓了一把。等咽了下去，我怕后妈回来发现了，忙小心地把米抚平，盖好。我又到水瓮前，喝了一气子凉水，这才觉得浑身有了劲。

　　今天拔的草多，虽说满载而归，我还怕后妈挑毛病，忽然想起拔草时河沟里有许多鱼虾，为了赢得后妈的高兴，我又拿起兜子，去后面河沟里捞鱼虾。

　　正捞着，远远听见后妈喊我，那尖利的喊声，如同夏日惊雷，吓得我像老鼠听到猫叫，连忙蹲在水里。末了，还是让后妈扯了回家。

　　进家一看，我不由傻眼了，我砍的那一大背兜草被兔子吃得只剩点根根梗梗，几只兔子吃得肚子圆圆的，都胀死了。

　　父亲回来后，后妈添油加醋，历数了我的一连串"罪行"--害死兔子，偷吃大米，还诬赖我偷了她放在床席底下的两块钱。十一岁的我，真是有口难辩。

　　父亲气得瑟瑟发抖，后妈在一旁火上浇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闹，想方设法要挟父亲，声言"有她没我，有我没她"，说着，故做姿态地往外走。

　　在后妈的逼迫下，父亲又把我痛打一顿，再次把我赶出家门。

　　几经挫折，我那幼小的心灵发生了急剧变化，渐渐失去了女孩的温柔多情，抛弃了同代儿童的稚气怯懦，像个丧家之犬，变得野蛮而倔强。富家容不得我，穷家也容不得我，我只好以社会为家，以天地为家，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自生自存。从此，我再没有踏进过康家的门。

小猪哦哦

患难相依

　　离开冷酷的家庭，我成了真正的孤女、流浪儿。

　　我走遍成都，开始了乞讨生活。从人身看我是自由了，可生活上更没有保障，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重要的一点失落感是，我再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了。

　　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是可怜的，没有家的女孩更是可怜而又可悲的。

　　我只穿一条破裤衩，光着脚丫子，沿着成都街道踽踽而行。一次，路过一个木货场，我见木屑、铁钉撒了满地，便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可还是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住了脚丫子，疼得我"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只见脚掌沾满了血污，看不见刺上了什么东西。一摸就疼得出冷汗。我这被抛弃了的孩子，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在脚下的血污处撒一些黑土，歇息一会儿再走。

　　此时已是深秋，一到晚间，北风凉飕飕的，吹得人打颤，哪儿是我的栖身之地啊!

　　一天晚上，我走到临街的一间小屋前，只见里面黑洞洞的，不像有人住的样子。

　　我像溺海人抓住了救生圈，赶紧一瘸一拐地走进去，好一会儿才看清里面的情景：只见里面三个茅洞，中间隔着两块木板，茅洞里拉了半糟子屎尿，臭气熏天，原来是个厕所，我忙捂着鼻子跑出去。

　　北风呼呼刮着，冷得我一个劲儿地哆嗦。头上只觉滚热发烫，肚子饿得咕噜直响，我一天没有要到东西，饿得再也走不动了。同时，那只扎伤的脚像被钉在地上，疼得一点也不敢挪动。冷、饿、疼、乏、困一齐向我袭来，我呆呆地望着这间令人作呕的排污所，为了苟延残喘，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我又一次走进厕所，把茅坑一边的木板掀倒盖好，便一屁股坐在木板上，身子靠着厕所的墙壁，很快就睡着了。

　　朦胧中，我觉得像是下雨，雨水浇了我一头一脸。不对!屋里怎么会下雨呀，这雨又怎么是热的呀?我忙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黑暗中有个人正站在厕所门口，冲着我撒尿。

　　一种奇耻大辱涌上我的心头，我气得往上一窜，没提防脚底下的伤，疼得"哎哟"了一声。那人听到声音，吓得提着裤子，拔脚就跑。

　　我沿着油漆马路牙子，一颠一跛地紧追。那人像头笨熊，似跑非跑，蹒跚地迈着步子。快要追上时，那人气喘吁吁地回过头，啊，原来是个满头白发、又黑又矮、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头。那人盯视了我一下，忽然说："喂，你是刘家公馆的那个小丫鬟吧?"这话把我问愣了，我忘记了跟他算帐，问他怎么认识我。他不再言语，却挽起裤腿，让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疤，噢，我忽地想起来啦：

　　一年前，我正给刘家小姐当丫头。这天，小姐上学去了，我在前厅擦神灯时，忽然听见门口狼狗的狂吠。

　　我急忙出去一看，见刘家那条半人多高的狼狗把一个要饭的大爷咬倒了，左腿上撕下一大块肉，鲜血如注，淌到了地上。

　　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血泊中的母亲和爷爷，睹景思亲，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忙喝住狼狗，撕下自己的一条衣襟，帮老大爷包扎好。包扎完毕，我又想："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于是让大爷等着，返身跑回后楼，偷了主人三元钱，塞给那个老大爷……想不到，今天我们又碰在一起了。

　　见是同病相怜的穷苦人，我的心松弛下来。这才感到说不出的疼痛和饥饿，便跌坐在马路边上。

　　老大爷见状，从他的脊背上拿下一个破背褡。背褡里面塞满了拣来的烂纸。掏出烂纸，下面露出一个带豁的粗瓷碗，里面盛着一个煮烂了的小兔头和半碗米饭。大爷把饭递到我手里说："孩子，吃吧，这是我昨天要来的。"

　　一见饭菜，我馋得涎水直流，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先给大爷叩了个响头。大爷一把搀起我，连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是我应该报答的。"

　　我顾不得别的，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到一半，我才感觉出来，那饭比醋还酸，人家不知放了多久了，用手一扒，直拉长丝。再掰开那个兔头一看，只见里面有许多白芽芽，乱爬乱动，原来已经下满了蛆。我饥不择食，用手拨拉了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把个兔头也吃下去了。不一会，连碗底也舔得精光。

　　老大爷问我为啥不在刘家公馆，我向他叙述了那桩冤案的经过，同时也问起他的身世，只见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他姓汪，原在少成公园附近开饭馆，有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几年前，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成都，狂轰滥炸，他的房子被炸平了，妻子儿女炸死在废墟里。一个小康之家眨眼间成了穷光蛋，汪大爷从此孤苦伶仃，靠乞讨为生。说起来，我们这一老一小，都是一个荒藤上的苦瓜，于是，我们患难相依，我叫他汪爷爷。

　　我们一起讨要了一天，傍晚来到他的住处。汪爷爷打开一个黑漆大门，院里长满荒草。迎面是几间青砖绿瓦的北屋。我心里说："这房子可不错呀，这哪像讨饭的住的地方!"

　　推开屋门一看，我吓得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原来屋里放着许多许多的薄木棺材。汪爷爷告诉我，这是刘镇生家的殡仪馆，刘家为了赚钱，专做这些薄木棺材卖给穷人。他为了有个栖身之地，就找刘家的管家要求，义务给刘家看棺打更。汪爷爷还告诉我，刘区长从不到这儿来，他根本没见过刘镇生，这才使我放宽心。

　　在停放棺材的墙角空隙里，铺着一层干草，放着两个青砖和一件破大衣，这就是汪爷爷睡觉的地方了。

　　晚上，我们爷俩合盖着这件大衣，身下铺着干草，枕着砖头进入梦乡。

　　半夜里，我只觉浑身滚烫，发起烧来，汪爷爷一摸我的额头，立刻惊得把手缩回来。他到底人老有经验，从上到下帮我检查，发现我的左脚上，大拇指已经发黑，肿得厉害。他问清受伤的原因，知道是因扎上东西发炎引起的发烧。可是，眼下没有一分钱，缺医少药，怎么办呢?

　　汪爷爷急中生智，他摸索到院里，找来一根竹篾，在石头上磨尖，用胳肢窝夹住我的脚，在疮口上狠狠一刺，顿时，流出许多白中透黑的脓水来。我疼得手脚乱蹬乱跷，出了一身大汗。

　　汪爷爷也不理我，又用嘴伏在我那又黑又脏的大拇指旁，用力吸吮起来。他耐心地吮一口，吐一口，直到把脓水一口口吸干。再看脚掌上，原来扎着个半寸长的铁钉子。汪爷爷用牙咬住，把那钉子猛地拔出来，鲜血流了满地，我疼得昏死过去。半个月后，伤口终于愈合，没有吃一点药，病奇迹般地好了。

　　"天下穷人心连心"，汪爷爷对我的感情，胜过父母，暖过家庭。后来，我很少再得到这种长辈的慈爱和温暖了。

　　光阴似箭，转眼进入寒冷的冬天，汪爷爷年老体弱，本来就有气管炎，到了冬天咳得更厉害，咳嗽半天才吐出一口痰。他白天要一天饭，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就在屋里一边，一边咳嗽。终于，他病倒了，粘痰里带着一缕缕血丝。

　　这年我刚满十一岁。白天出去要两个人的饭，晚上回来替他打更，还要端屎端尿侍候他。我不停息地劳动着，我觉得这正是尽一个孙女儿的责任的时候了。

　　这年的冬天，成都格外的冷。我们住的屋里冷得滴水成冰，汪大爷躺在墙角不能动弹，我心疼得像刀子剜心。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爬上一棵树，折了一捧干树枝，在汪爷爷身边生起火来，屋里顿时暖和了。

　　汪爷爷病得昏昏沉沉，忽然看见火光，便吃力喊了一声，让我赶紧把火踩灭。当我不理解地把火熄灭后，他才有气无力地跟我解释道："咱住人家的棺材店，宁肯冻死，也不能点火，万一引起火灾，咱就成了罪人!"善良的汪爷爷呀，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老天为什么偏偏让恶人享福，让好人受苦哪!

　　没过几天，成都更冷了，寒风刺骨，雪花飘飘，汪爷爷饥寒交迫，奄奄一息。我彻夜不眠，守护在他身边。半夜里，他忽然轻咳一声，吐了一口血，就再也不动了。

　　我俯在爷爷身上，嚎啕痛哭了半宿。天亮后，我忍悲含泪，把爷爷背进一口棺材里。又拼尽全力，给爷爷盖上那薄薄的木盖。然后，叩了三个响头，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

小猪哦哦

小丐帮

　　1934年初春，十二岁的我，又开始了孤身讨饭的生涯。

　　春熙路是成都市近年来最热闹、最宽畅的街道了，我经常出入在这里。我年纪小，又不会花言巧语，经常要不到吃的东西。饿急了，就低头在街上捡：地瓜梗、红薯皮、柿子皮都是我的美味佳肴。有时饿得心焦，拾起一块柿子皮，顾不得擦净，就填进嘴里，"咯嘣"、"咯嘣"嚼到许多沙子，也不去管它，一起咽进肚里。这里的茶馆、影院、戏楼、书场，都留下  
了我的脚印。

　　这天，我在空空荡荡的"华迎大戏院"转悠，华迎戏院有一个川剧团，前几天在本院唱戏。这会儿剧团走了，正是我打扫战场的好机会。

　　我从后排到前排，挨着趟地仔细搜寻，我依仗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在座位下仔细查看，哪怕一个花生，一枚瓜子儿，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敏捷地把它们捡起来，迫不及待地填进饥腹。

　　忽然，我发现有个座位下扔着个油腻的纸包，忙一把抓起来，打开黄草纸一看，原来是包放臭了的酱牛肉。这真是老天赐福，让我开荤。我高兴得心里一个劲发抖，小心翼翼地一手托着纸包，一手拣了一片最小的牛肉往嘴里填。

　　正当我沉浸在幸福的一刹那，只觉拿肉包的那只手一颤，肉包被人抢走了。我陡地一惊，定神看时，原来是个小男孩，因他拼命地往外跑，所以看不见他的脸面，只能看清他的背影：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足有半尺长，上身穿一件窟窿连窟窿的破棉袄，右袄袖没有了，赤着一只胳膊，下身只穿一条裤衩，光腿赤足。见是个横不讲理的小老抢，我气急了，在后面紧紧追赶。

　　那小老抢跑到侧门拐弯处，偏巧走过来一个茶房，端着一摞茶碗，两人正撞了个满怀。"哗啦"一声，那摞茶碗被撞落在地上摔碎了。

　　茶房气得怒不可遏，一把揪住那个小老抢，"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嘴巴子，那小老抢顿时满嘴流血。

　　奇怪的是，那个小老抢一点也不示弱，嘴里咕嘟了几口，冷不防冲茶房一吐，吐了茶房一脸血，同时，又把那包肉狠命摔在茶房脸上。

　　这下子，茶房气得脸色发紫，冲上去一把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起来，要往下摔，这一摔，少说也得摔个半死。小老抢失声地喊叫起来："救命呀!救命啊!"

　　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七八个赤脚光背的小男孩，大的不过十一二岁，小的不过七八岁。他们把茶房团团围住，有的拽胳膊抱腿，有的拳打脚踢，很快把那茶房掀翻在地，然后一窝蜂地把那个小老抢抢走了。

　　看到这里，我忘记饥饿，忘记报复，同病相怜使我异常开心。

　　一连两天，我都没有填满肚子。

　　晚上，刮起一阵冷风，我只穿一条破裤衩(汪爷爷的大衣被我盖在棺材里了，我不能再让他的灵魂受冻)，肚子空空如也，冷得浑身抖瑟。怎样取暖御寒?我想出一个办法--逆风跑步。天越冷，我越顶着风跑，虽然累得有气无力，饿得饥肠辘辘，但毕竟身上暖和了。

　　为了长远打算，我又开始琢磨寻个过夜的去处。殡葬馆我是不能再去了。一来守着个正在腐烂的死尸害怕，二来如果被刘家人发现了，会老帐新帐一起算。我忽然想起宝全巷那边的护城墙上有个打仗用的碉堡，那里足可以做我的安身之地。心里一亮，疾步向那里走去。

　　我顺着宝全巷顶头砖彻的梯子，爬上城头，只见雄伟的碉堡里面火光闪闪，人声嘈杂。我把头伸进去一瞧，见一群孩子正在烤火，地上放着一包包牛肉、兔肉、鸡杂碎，有的鲜亮发红，有的腐烂变黑，还有两瓶酒，一堆烧饼。在火光映照下，我看清了，正是前两天抢肉打茶房的那群小子。

　　我本想躲开去，可是，经不住食物的强烈诱惑，不由自主地走进屋子。那个只有一只袄袖、抢我肉包的男孩见到我，首先站起来，其他的孩子也马上站起来了，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这时我心里却非常平静，坦然道："我是个要饭的花子，两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帮帮忙，给我一口吧!"

　　那群孩子会意地对看了一下，却把眼睛投向那个一只袖子的孩子，那孩子的眼光由敌意渐渐变得友好，说："我们也都是小花子，你要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就入了我们的小丐帮!"

　　啊，小丐帮，多么新鲜的名词。他们原来都是干这个的，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团伙。我想起对我体贴入微的汪爷爷，我深知患难相依的温暖。我可真是有福哇，没有了汪爷爷，我又找到了一伙小兄弟。我含着泪，连声说："愿意，愿意!"

　　打这以后，我加入了小丐帮的行列，彼此以兄妹相称。我们兄妹共十人，我排行老二。抢我肉包的是大哥，名叫闯二。大家白天乞讨，晚上把要来的东西凑到一起，吃吃喝喝、打打

　　闹闹，倒觉得轻松自在、乐乐和和的，真是吃着黄连吹横笛--苦中求乐呀!

　　晚上，大家凑在一起的食物，真是五花八门，好好歹歹，应有尽有。来路也不相同，有要来的，有拾来的，有抢来的，还有偷来的。小丐帮一无所有，一无牵挂，靠的是耍刁撒赖，软硬兼施，填饱辘辘的饥肠。

　　我们的十弟才七八岁，整天朦朦怔怔，老是哭他的母亲。后来，我才知道了他的遭遇：

　　我们这伙兄弟，大都是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时变成的孤儿，他们的家园被炸毁，父母兄弟被炸死，只好讨饭为生。

　　十弟的父亲是在一场轰炸中丧生的，剩下他们母子俩。为了生活，母亲带他到牛市口粮市去打扫撒落在地上的大米。这里，每当中午过后，粮食交易完了，就会留下一些踩脏的碎米。许多穷苦妇女都争先恐后，拿着条帚、簸箕去扫。

　　这天人很多，十弟的母亲被挤到路沿上。偏巧开来一辆汽车，转眼之间，把十弟的母亲轧在车轮底下了。这部汽车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乘坐的小轿车，车上的人见轧死了人，也不下来看看，便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

　　十弟伏在母亲的身上，失声痛哭起来。从中午一直哭到天黑，后来，还是那些好心肠的穷人帮助他掩埋了母亲。他从此成了孤儿，疯疯傻傻，走上了讨饭的道路。

　　我们这个小丐帮，白天仨一群，俩一伙，出去讨要；晚上，就在碉堡囫囵个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进入梦乡。

小猪哦哦

天灾人祸

　　天气渐渐变暖，护城河水汹涌澎湃、波光闪闪，谁都没有想到，在我们脚下正酝酿着一场灾难。

　　护城河随着旱涝时涨时落，这年，沥涝成灾，水浸到了城墙下。谁都没有发现，河水已经冲开城墙一个窟窿，钻进城墙里。

　　一天夜里，我们正在酣睡，忽听"咕咚"一声巨响，惊醒后一看，见屋地的一角塌下一个洞，正在那里睡觉的十弟不见了，往下一照，洞里深不见底。

　　闯二哥急了，二话没说，便跳下洞去。只听"扑通"一声，原来洞里都是水。过了一会儿，他在洞里喊："找到十弟了!"

　　怎样把他们拉上来呢?大家不约而同地脱下破衣，拧成绳子，系进洞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十弟和闯二哥先后拉上来了。

　　再看十弟，他的脸色铁青，肚子被水灌得像个鼓，我们给他控嘴、捶背、擂肚子，他吐出许多污水，然而死神还是把他过早地拉走了。

　　十弟的死，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沉痛。我们在城脚下掩埋了十弟，学着大人的样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凡能做到的，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一连几天，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中。我又一次感到，这种深切的哀悼，比一个有血缘的家庭还要真挚、纯洁、高尚，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是，不久发生的一场更大的灾祸，又终于使我们分崩离析了。

　　在这外寇入侵、军阀混战的年月，"天府之国"也成了人间地狱，沃田荒芜、饿殍遍野、民不果腹，谁又肯大发善心，把有余的食物让给我们这些饿狼般的野孩子。

　　一连几天，我们都两手空空而回，一个个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眼黑气短。闯二哥作为我们的首领，急得团团乱转，发誓要设法给弟妹们弄回点吃的来。

　　这天傍晚，当我又饿着肚子爬回碉堡时，却见闯二哥躺在稻草上，气息奄奄，几个弟弟围着他失声恸哭。

　　原来，闯二哥为了弄到吃的，便决定去偷。像我们这些弱小的花子，全靠讨要和拾捡为生。只有饿得没法，遇到比自己还小的弱者，才下手去抢。而偷大人的东西，那是非常危险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闯二哥在电影院门前来回转了几遭，一双明亮的眼睛在买票人群中转悠，他要看准哪个人有钱，钱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寻机下手。

　　这时，他见一个穿西装革履的阔少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皮包，那皮包鼓鼓囊囊的，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票子，又把皮包装进裤兜里，返身挤到窗口买票。

　　闯二哥看着，心里只觉进退两难：凭他的敏感，这钱不太好偷，这小子的裤子紧，钱包紧贴屁股，再说，裤兜小，钱包大，下手是很危险的。可是，当他想到那些饿得有气无力的弟弟妹妹时，一种当大哥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他还想到，兜里的五枚铜子买不了半个烧饼，要想吃顿饱饭，必须铤而走险。

　　他凑过去，假装买票，使劲往上挤，右手两个手指偷偷伸进那小子的裤兜里，轻轻往外夹。果然，那钱包卡得很紧，总也夹不出来，当把钱包夹到兜口时，他的手被攥住了。

　　那小子阴阴地笑着，笑得人，嘴里骂道："[粗俗词语过滤-#0043]，你小子班门弄斧呵，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

　　说着，一个扫堂腿，把闯二哥撂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闯二哥面如土色，动弹不得，他又上去把闯二哥的胳膊一拧，"卡嚓"一声，胳膊扭断了，这才扬长而去。当弟弟们发现时，闯二哥已经只能出气不能进气了。

　　我伏在闯二哥的身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下来，闯二哥用一双失神的眼睛看着我，断断续续地说："你……你要带好……兄弟们!"说完就咽气了。

　　闯二哥是我们的头领，平时爱我们胜过亲生兄弟，失去了他，大家更是痛苦万分。现在，千钧重担落在我这老二肩上，为了隆重地纪念他，我提议，大伙设法要钱给他买口薄匣子，盛敛入葬，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我们把闯二哥用稻草盖上，饿着肚子，又分头去讨钱要饭。

　　这天，我凭着一腔肝胆义气，意外地碰上了好运气。

　　我在一家茶馆讨要，店主人怕玷污他的门口，影响他的买卖，骂我、轰我。别的时候我会不声不响地躲开，这会儿正没好气，便什么都不顾了，和他争执起来。这下把他惹火了，他猛把我向后一推，推了我个后仰翻，恰好撞在一个老太太的椅背上，我的后脑勺撞破了，老太太手里的茶碗倒在桌子上，撒了一桌子水。

　　老太太戴着一顶黑平绒圆帽，帽前镶着玛瑙，人长得慈眉善目。她非但没有责怪我，反把店主说了一顿。然后，问明我的身世，得知我哥哥死去没钱埋葬，便资助了我五块钱。当时，买口薄匣子三四块钱就可以了。

　　我转悲为喜，用富裕的钱买了洋火、白蜡，准备用来祭奠闯二哥，又买了一些吃的，打算让兄弟们吃饱后去买匣子。

　　傍晚，我跑回碉堡，点上蜡烛一看，不由惊呆了。只见几只野狗伸着血红的舌头，从屋里跑出去。闯二哥的尸体鲜血淋淋，已经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了。身上的皮肉被狗撕烂，露出白花花的骨头。

　　目睹这惨景，我急得疯了、傻了，当即把蜡烛一摔，把买来的食物扔得遍地都是，把剩下的票子撕得粉碎，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笑，足足闹腾了一宿。

　　第二天，我的神智渐渐清醒，奇怪的是，七个弟弟一个都没回来，我守候在血肉狼藉的哥哥身旁，胡思乱想：也许是他们学哥哥的样子去偷，被人发现打得不能动弹了；也许他们明火执杖去抢，被下了大狱；也许是他们像我一样和人争执起来，被扭送见官；也许……我脑袋里像塞着一团乱麻，睁眼做着一个个恶梦。

　　我独身守候了一天，也没见弟弟们的踪影。光这样扔着一具烂尸也不行啊。我最后下了决心，用手在屋里刨了个大坑，痛哭一场，把哥哥就地掩埋了。然后，用稻草把门封好，便去大街寻找弟弟们。

　　一连几天，再没见到他们。从此，我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栖飞无定。直到我到了春熙妓院，才在一次"出条子"的路上见到九弟。这是后话。

小猪哦哦

梨园栖身

　  这年夏天，我又孤身一人沿街乞讨。

　　晚上，我不敢再去碉堡了，一是那里时刻有塌陷的危险，二是那里埋葬着闯二哥，与死人为伴，我还没有这个胆量。

　　我留心寻找着，终于找到了一个栖身的窝巢。华迎大舞台在成都丁字街是最大也是最讲  
究的戏院，贴着舞台有一个半人多宽的大茶橱，每逢唱戏，茶房就把一摞摞洗好的茶碗放进橱里，供前几排茶座上的达官贵人饮水。等戏散了，他怕茶碗丢失，或被人碰坏，便又把碗搬回茶室。我平时经常在这里要饭、捡食物，看在眼里，便打起了茶橱的主意。晚上趁着无人，我偷偷溜进戏院，钻进碗橱里。那时我身体瘦小，身高不过三尺，正好能躺在里面，我关上橱门，高兴极了，觉得这就是最理想的天堂房屋和床铺了，我含着幸福的微笑，悠然入梦。

　　我在茶橱里安眠了几夜，一次偶然的变故，使我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折。

　　一天黎明，戏台上传出一声声高亢的川剧唱腔，躺在碗橱里的我听得清清楚楚，对这，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我知道，这是戏子们清晨练嗓子，练上一个来小时，他们就该去吃早饭了。趁这个空隙，我就像寄生蟹一样，从碗橱里悄悄地爬出来，到街上开始我的乞讨生活。

　　我经常出没于剧院，耳闻目染，对川剧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我躺在碗橱里，欢畅地聆听着那亲切而熟悉的唱腔，听到得意处，情不自禁地学着掌鼓板的敲起了鼓点。

　　忽然，我听到台下传来脚步声，顿时吓得屏气静心，一动也不敢动了。"咯登"一声，碗橱的门开了，我看见一个五十多岁、圆眼黑脸、发威吓人的老头站在我面前。我像一个罪犯赶紧低着头钻出橱子。

　　老头那双亮眼仔细地打量着我，忽然开口道："往前走几步!"我不敢违命，便顺从地走了几步。那老头像个牲口贩子，猛地伸出手，扳起我的脸，左右端详一番。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如实地回答了。他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说："这样吧，我收你做徒弟，你跟我在梨园学戏吧!"我正苦无活路，听到这话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遇到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我急忙跪下，叩头拜师。

　　旧社会称戏班为梨园。师傅叫潘历生，他是戏班的台柱子。年轻时唱武生，如今老了改唱须生，他唱、念、做、打俱佳，收了几个徒弟，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的宿舍就在华迎大舞台后院的楼上。

　　学戏是个极艰苦的行当，但对我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学戏先学"饮场"，这是个眼力活。师傅出场，在堂上打坐，唱得口渴了，利用空隙一举甩袖，把脸一遮，我就像老鼠一样，端着茶壶从幕下钻过去，给师傅水喝。

　　我学的是武生，先练拿大顶，靠墙一"拿"就是半天，我只觉脑袋发沉、胳膊发麻，可就是不敢动弹。练翻跟斗，几次头朝下摔在地上，摔得脑袋直发懵还得继续练。晚上躺在床上，腰板像折了一样疼。但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总算有了个栖身之地，有了个饭碗儿，即使让我上刀山，入火海，我也敢去试一试。因我肯于吃苦，学得又卖力气，很快就能连打十几个跟斗，我的技艺比一般的姐妹都高。师傅脾气挺大，徒弟们稍不如他的意，轻则拳打脚踢，重则用马鞭抽打。可是，他很少打我，倒是经常夸奖我，还破例地教我学唱。

　　别看师傅五十多岁了，保养得就像四十多岁的壮年人。后来我听说，他是有名的老淫鬼，奸污了不少女戏子。

　　师傅经常让我在舞台上练窝软腰、翻跟头，他趁帮我窝腰的机会，经常抚摸我的脊背和肚子。有时，一直摸到我的乳房。那时，我还小，不谙世事，情窦未开，根本不知道他是在故意猥亵我。

　　一天，我们几个师兄妹在后院练功。我光着脊梁，下身穿着红色的灯笼裤，在院里窝腰、打跟斗，我连续打了一串小翻，此时，听到楼上的喝彩声。

　　只见师傅站在楼上走廊里，笑眯眯地看着我，招手叫我上楼。我回屋穿上蓝花布袄，来到师傅的宿舍。

　　师傅关上门，斜着眼看着我，先是夸奖了我一番，忽然把我抱起来，按在床上。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狠命地抓他的脸，抓得他的脸泛起一道道血印子。

　　潘历生恼羞成怒，从墙上拿起惩罚徒弟的马鞭子，劈头盖脸向我打来，疼得我大喊救命。

　　这时，做饭的刘大姐闻声跑进屋。潘历生扳着挂彩的黑脸，说我犯了戏规，他教训我不服，反倒抓了他几把，所以要狠狠地惩罚我。

　　刘大姐连忙按住他的马鞭，替我求情，趁这机会，我一溜烟跑下楼，逃出华迎戏院。

　　过了一会儿，刘大姐追上来，她像一个慈祥的同胞姐姐，把我领进她家。

　　半年多的戏剧生涯，使我从正反两方面受益非浅。我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武功、武术，它为我以后的健体、保身，起到了防护作用。我还学会了一些唱腔、板眼，为我在妓院学艺奠定了基础，也使我尝尽了悲欢离合的甘苦。我差点遭受到禽兽般的欺辱，为了逃避师傅的魔 爪，我决心离开梨园。

小猪哦哦

下贱的童养媳

　　在华迎戏院做饭的刘大姐，有二十多岁，一脸麻子。也许是这一脸麻子妨碍了她的婚姻，到了正是妙龄的时候还没有结婚，跟她母亲在一起，过着孤苦的生活。她家里也很贫穷，整天缺吃少穿。我真不忍心给她家添麻烦，几次提出要走，但都被这热情好客的母女俩留住了。

　　刘大姐是个爱动感情的好姐姐，她经常对我说，她见过我在街头要饭，见过我学艺的艰  
辛，也见过潘老板对我的猥亵和欺辱。她言辞激昂地说："我们都是穷苦人，穷人就该遭这样的罪吗?不，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要想法找个新的出路!"说到动情处，她的眼圈都红了。我发自内心地感激这位侠肠义胆的好姐姐。我在她家呆了一个来月，她每天为我的事东奔西走。

　　这天，刘大姐兴高采烈地把我叫到跟前，说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给我找了一条生路。

　　我忙问："姐姐，让我去干什么?"

　　"当养女!"她带着自豪的神情说。

　　"养女是干什么的?"

　　"养女就是给没孩子的富人家当闺女，吃香的喝辣的，这可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以找到的好事啊!"

　　我听了，只觉心里美滋滋的。我感激地望着刘大姐，在我眼里，她那一个个浅麻子也变成美丽的梅花了。

　　第二天，我告别刘家，坐在刘大姐给我雇的滑杆起程了。滑杆是我们四川的一种运输工具，中间一个能起能放的竹椅，穿着二根竹杠，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颤颤悠悠，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蛮舒服哩。我看着成都郊外辽阔的田野，苍茫的山峦，只觉心旷神怡，就像一只出笼的鸟儿，自由自在，真想放开嗓子唱几声。

　　我坐着滑杆走了两天两宿，大约足有二百多里路吧，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四川渔江县桃花村。这个村子不大，村子里一片大花园，而村里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我未来的家了。

　　原来，这家是个祖辈相传的大地主，主人现在是渔江县县长，他有两房太太，都有儿女，还雇着三个长工。

　　当县长的主人不在家，管家领我拜见了两房太太，又指着大太太对我说："这是你婆婆。"

　　我听着心里纳闷："为什么不让我叫母亲，要叫婆婆呢?"

　　大太太领我到后院一间北屋里，只见床上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满脸黑麻子，母狗眼，老鼠嘴，叫人看了恶心。屋里点着熏香，可是，仍然压不住一股强烈的屎尿的臊臭味儿。大太太对我说："这是你的丈夫，以后你要好好侍候他!"说罢，捂着鼻子走了。

　　我只觉脑袋"嗡"的一声，就像五雷轰顶，一时间不知所措。天哪，为什么她不称兄弟，偏要说是丈夫?刘大姐明明跟我说好是当养女的，一定是这家人后悔了、变卦了，才设了这样一个骗局!我要寻找机会，回去跟刘大姐说。

　　正在出神，只听那男人喊："快拿盆来接着，我要拉屎!"我像在刘家公馆当丫鬟一样，只得惟命是从。

　　这男人一会要吃要喝，一会儿要拉屎尿尿，一会儿要让我帮他翻身，一会儿让我帮他擦洗身子。他的脊梁上起了一身褥疮，给他擦洗，劲大不行，劲小不行，他那怪模怪样的脸一个劲地龇牙咧嘴。后来我才知道，他因患风湿病，下身瘫痪了，生活一点也不能自理，所以把我买来做童养媳。

　　"童养媳"这个陌生的名称，我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的。

　　在这里比在刘家公馆当丫鬟还要忙碌。白天，我像一个陀螺，围着他团团乱转。晚上，我厌恶而又无可奈何地睡在他身边，听着他没完没了的指派、咒骂。

　　可能是病痛所致，也可能是他那习以为常的公子哥的颐指气使，他的脾气异常暴躁。刚来的第二天，他就歇斯底里地骂我："妈的，你是我家用十石谷子（未脱皮的大米）换来的童养媳，买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指使任我打!"

　　童养媳，好个下贱的童养媳，刘大姐若知道是让我来干这个，一定也不会答应的。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这个暴戾的男人，还有一套特殊的刑法：侍候得稍不如意，他就让我跪在床边，伸出那只鹰爪般的手，狠狠拧我的脖子、脊梁。这边拧完了，又让我转身，一下挨一下地接着拧那边，直到把我的上半截身子全部拧遍。我的上半截身子，除去脸蛋，全部青一块，紫一块，拧得没有一块好地方。

　　我虽是一个无知的小女娃子，但对这污辱人格的摧残，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心寻找时机，逃出这龌龊的囚笼!

　　一天晚上，我终于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这家地主平时戒备森严，又是高墙大院，一般很难出门。这天，偏赶长工们在远处地里干活，太太让我去给长工们送晚饭。我带着现做的巴巴(北方称作玉米饼子)，提上一个饭罐子，向地里走去。

　　一到村口，我就转了弯子，寻找去成都的大道。我慌里慌张地走啊，走啊，只走得脚掌疼痛，再也不能向前迈步了，只好坐在路边。我借着月光，脱下草鞋一看，啊，只见两只脚的前掌后掌，都磨起了水泡。我肚里又饥又渴，便举起罐子，喝了足足半罐子稀饭。我惟恐后面有人追来，忙丢下罐子，不顾脚底的疼痛，继续向前赶路。

　　这样，一直走了一宿。东方渐渐破晓，我忽然听到后头传来说话声，忙一闪身，躲进路边的山凹里。

　　后面走来的是两个剃着光头、头上裹着一圈黑布的中年人，一看就知道是地道的四川农民，他们抬着一个空滑杆，一路有说有笑。

　　我灵机一动，连忙几步跑上前，拦路跪下求两人帮忙把我送到成都。这两位农民问明我的身世，又见我递上一包巴巴，便慨然应允了。

　　1944年七八月间，我稀里糊涂当了两个多月的童养媳，又逃回生我养我的地方--成都市。

小猪哦哦

人贩子的圈套

　　踏上分别两个多月的成都，我心里涌动着难以名状的亲切感。

　　成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像久违的亲人迎接着我。

　　我在这里生活的十三个春秋，虽然刻满了悲伤的烙印，但回忆往往是美好的，它毕竟滋生和养育了我。我终于回到故乡的怀抱之中了。

　　一想到亲人，我心中就投下一抹阴影。我的亲人屈指可数，当我沦落天涯时，他们从没有伸出过慈爱的手，向可怜的女儿召唤。每当我最危难的时刻，是汪爷爷、闯二哥、刘大姐救我于水火之中。凭着一个苦孩子的天良，我不能忘恩。我虽然几乎陷于桃花村的泥潭，但我以为那是个天大的误会，是那两个官太太出尔反尔，骗了我和我所敬重的刘大姐。刘大姐母女俩一定还蒙在鼓里，认为我在那里正享清福哩。不，我得去告诉她们。让她们以后不要再上当，要警惕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

　　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来到刘大姐的家门前。刘大姐家住在西河沿，和我过去住的大阳沟一样，也是一间破草棚。在昏暗的夜幕里，屋里的菜油灯飘忽摇曳，母女俩正涮洗锅碗。

　　她们见我进来，先是露出惊愕的神色，接着热情地招待我，问我是怎么回来的。

　　我向她们述说了在那里的经历，一边讲一边察看她们的反应，果然不出我所料，娘俩听着我的叙述，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大骂起这伙人面兽心的家伙。她们向我解释，原来是经一个中人介绍让我去当养女的，她们根本不认识这家人，想不到一个官宦人家，这样不守信义。听着她们慷慨激昂的陈词，我心里反倒不安起来，生怕她们去找人家打官司，便反过来劝她们不要着急，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叫它过去罢，不如息事宁人。刘家母女俩发泄了一通，直到给我端上热好的饭菜才罢。

　　我太熟悉这样的饭菜了，把拣来的菜帮菜叶洗净煮熟，放上一点点糙米(下等的大米)，这是我们成都40年代中下等人的家常便饭，由此可见刘大姐家的生活了。

　　我不好意思老呆在刘大姐家，执意要走，却被异常热心的母女俩苦苦留住。

　　刘婆婆一脸虔诚地说："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以后，我就把你当作我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咱们娘儿仨个吃苦受累在一处，就是喝口凉水也高兴。"听着她这感人肺腑的话语，我感动得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

　　刘大姐劝我静下心来，耐心等一等，她一定要想方设法谋一个合我心意的差使，我又一次激动了，什么是合我心愿的差使?只要不再当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乞丐，不要再当那挨打受气的童养媳，让我去掏大粪也心甘!

　　天气由暖变凉，由凉变冷，两个多月过去了，这是多么惬意的两个多月啊!

　　菜油灯下，刘大姐为我缝补衣衫，这件黑夹袄是她穿过的旧衣，她又把它改装、补缀一新，亲手套在我身上，姐姐般的温暖，像一股热流暖遍我的全身。

　　深夜，我几次察觉到刘婆婆坐起来，帮我拽拽被角、拉拉衣服，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母亲。

　　初冬的一天，刘大姐按照习惯，一早就去戏院了。我和刘婆婆吃过早饭，见她眼珠直愣愣地打量着我，忽然摇头叹息道："唉，可怜的孩子，这么冷了还穿着夹衣!"

　　她抖抖索索从衣襟下摸出一个布包，在里面掏出仅有的几块钱，像是下了狠心，说：闺女，今天我领你去街上扯块衣料做袄穿!"

　　我不愿意平白无故受人施舍，但耐不住刘婆婆的一再苦劝。我抱着刚住在她家时的那个想法，唉，将她家的恩惠一一记在心里，等找到差使再一起补报吧。想到这儿，便答应了。

　　我们来到大街上，刘婆婆看来对这里的店铺很熟悉，领我一直向东走。路上经过不止一处布摊、布店，她都说这儿的价格太贵，左转右拐，一直领我来到春熙路。

　　春熙路是一条热闹的街道，那里新建了银行和许多商店。我被领到路南的一家砖砌的门楼前，只见漆黑的大门后，左右都有门房，迎门有一个椭圆形的荷花池，池四周是花圃，花圃边上长着一圈毛茸茸的青草。这家大院，极像一个阔家公馆，又像一个王公花园。我那时一字不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富丽堂皇的宅院，门楣的横匾上写的竟是"春熙妓院"。

　　我刚要举步往前走，却被刘婆婆拦住了，她笑容可掬地对我说："闺女，这儿净卖便宜洋布，咱们走去看看吧。"说着，拉我迈进了大门。

　　此时，迎面走来一个胖女人，约有四十来岁，涂着满脸的粉，描着弯眉，一双凤目炯炯有神，笑起来眯成一条缝。她就是我后来的老鸨子苏貌华。

　　胖女人会意地向刘婆婆点点头，相面似地打量了我一番，说："嗬，这姑娘好俊气!"

　　刘婆婆忙答："可不哩，我领她来买件衣裳!"

　　胖女人忙说："我这里有的是，进来挑吧!"说罢，紧紧拉住我的手，撩开粉红色的门帘，走进前厅。

　　我仔细打量一下屋子，只见地上铺着地毯，四周摆着茶几、沙发椅，哪有什么柜台和布匹哪，我一看不对路，转身要往外走。胖女人一把拽住我问："你往哪儿走?"

　　我答："我找刘妈妈。"

　　胖女人笑道："刘妈妈早走了，往后，我就是你的妈妈!听见没有?"

　　我气急败坏地问："这是什么地方?"

　　胖女人得意地说："这是妓院，刘家要了我一百五十块现大洋把你卖给了我们，往后，你就是我名下的妓女了!"

　　我只觉脑袋像开了瓢，"嗡"地一声，昏厥过去。